《呼啸山庄》，[英]艾米莉·勃朗特著，李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1月即出，页，59.00元艾米莉·简·勃朗特（-）和她的《呼啸山庄》，至今仍然是英国小说史上谜一般的存在。三十年的短暂生命，宛如流星倏忽划过约克郡的苍穹旷野。她的存世作品屈指可数，早期习作、日记、信件或其他手稿资料多半零落散失，加上近两百年来有意无意的偏见、曲解和谬识积累，导致许多读者心目中长期固化形成了一位郁躁寡欢、孤僻厌世、从未接受过正规教育、奇迹般地凭借天赋异禀而自然成就的“荒原隐士”刻板印象。
至于她生前唯一完成的长篇小说《呼啸山庄》，在年以“艾利斯·贝尔”的笔名出版之初即受到抨击，被视为不成熟的作品，缺乏小说家应有的道德判断，而且笔力不足，无法驾驭字里行间恣肆的情感。这部作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颇受冷落，与姐姐夏洛蒂同年以“柯勒·贝尔”笔名出版并迅速引发热烈反响的《简爱》形成了明显反差。
《呼啸山庄》初版本（）《呼啸山庄》出版后第二年，艾米莉的哥哥布兰威尔由于长期酗酒和服食鸦片而衰竭去世，两个多月后艾米莉患肺结核去世，第二年妹妹安妮患同样疾病去世。年，夏洛蒂在怀孕初期患病辞世。同年4月，独具慧眼的马修·阿诺德在凭吊勃朗特三姐妹的诗作《海沃斯墓园》里，对艾米莉不吝盛赞：“她灵魂间体会的激情、酷烈、悲哀与勇猛/自拜伦死后/无人企及。”（MatthewArnold,“HaworthChurchyard,April,”,ThePoemsofMatthewArnold,-,London:HumphreyMil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p.）然而，一直要等到诗人兼批评家斯温朋“将《呼啸山庄》的表面浮尘吹落”，从唯美主义运动的角度倡导小说形式的重要，并有意识地忽略作品内容的所谓“道德寓意”问题时，整个英国文学界才开始重新衡量它的价值。预示着评论转向的另一个标志事件，是玛丽·罗宾森在年首次出版艾米莉的单独传记。罗宾森将她与柯勒律治、韦伯斯特和霍夫曼等名家并列，认为她文字里的“那种纯粹宛如抛光打磨的精钢，同样冷峻，而且比寒冰还要坚硬；她在处理爱恨主题时的从容自如，宛如婴儿喜爱光明烈焰般的大胆直白”（A.MaryRobinson,EmilyBront,Boston:RobertsBrothers,,p.）。更具决定意义的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等现代文学巨擘为了重塑小说范式，开始在新语境下发掘艾米莉叙事的丰富诗意和文化价值。
伴随着历史考据、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的拓展交织，《呼啸山庄》终于从最初的黯淡无名荣升到世界经典的圣坛。
勃朗特三姐妹都“并非明显难读懂的作家”（HeatherGlen,“Introduction”,inHeatherGlen,ed.,TheCambridgeCompaniontotheBronts,Cambridge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p.1）。《呼啸山庄》的曲折情节、鲜明人物形象和精彩语句，已经成为各国文学爱好者耳熟能详的话题。但在专业研读者看来，它的叙事结构、主题演化路径、语言映照模式、哲学宗教意蕴和诗学渊源，以及它与作者残存诗稿之间的关联和它的创作过程，仍然保留了许多扑朔迷离的问题。作为早期拥趸者，斯温朋认为它的结构费解笨拙，吉尔伯特·切斯特顿含混其辞地形容它“可能是一只鹰写就的”故事（JamesHafley,“TheVillaininWutheringHeights”,Nineteenth-CenturyFiction,Vol.13,No.3[Dec.,],p.），二十世纪初编辑勃朗特姐妹传记资料的克莱门特·肖特索性声称艾米莉是“我们现代文学的斯芬克斯”（ClementShorter,TheBronts
ifeandLetters,Vol.2,London:HodderandStaughton,,p.1）。
勃朗特三姐妹的英年早逝，以及父亲帕特里克将她们的部分习作手稿以纪念品形式分赠亲友的做法，导致大量原始材料散佚各方。通过学术界多年的发掘整理，以夏洛蒂和弟弟布兰威尔早期习作、信件和日记为主的手稿，加上艾米莉和安妮的诗歌笔记、夏洛蒂和艾米莉前往布鲁塞尔求学期间完成的法语随笔，相关资料开始渐具规模。最令人遗憾的是，艾米莉和安妮多年联手创作的“贡达尔”故事手稿，基本已无迹可寻。通过现存文稿，辅以相关历史材料，二十世纪初以来的文学研究者结合弗洛伊德心理分析、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学、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不同理论，颉颃互竞，从这部维多利亚时期的文本里不断解读出各种现代和后现代的新意。
伴随着文学地位的提升，《呼啸山庄》对历代创作者产生过深刻影响。西尔维亚·普拉斯和泰德·休斯写过以“呼啸山庄”为篇名的精彩诗章；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使女故事》将女主角真实姓名设定为“艾米莉”，直接致敬自己高中时期阅读并钟爱的这部女性作品。彼特·迈尔斯指出：《呼啸山庄》的“批评性、创造性，或机制特性”，让它“继续指向诸多文化样式的新星系，以及诸多价值与信念的新构造，并且参与其中”（PeterMiles,WutheringHeights[TheCriticsDebate],Houndmills,Basingstoke,Hampshire,andLondon:MacmillanPress,,p.14）。
随着电影、电视、漫画和网络等媒体的发展，《呼啸山庄》不仅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还以新的文化传播形式不断再现。自劳伦斯·奥利弗和梅尔·奥伯朗年主演同名电影以来，历次银幕改编已让它成为不亚于《卡萨布兰卡》的流行爱情经典。年歌手凯特·布什以风格奇谲的《呼啸山庄》一曲成名。有意思的是，这部曾经被认为“粗糙、野蛮、卑俗”、不适宜年轻未婚女性阅读的作品，现在却经常被改编为儿童读本。
劳伦斯·奥利弗和梅尔·奥伯朗主演的《呼啸山庄》（）在类似的跨语际-语符传播过程中，程度不同的误读、过度诠释、改写、挪用，甚至颠覆式的改造，往往势所难免。加上层出不穷的洐生文学和艺术创作，又必然逆向影响到原著的整体文化形象、文本理解和研究路径。在目前情况下，关于勃朗特家族历史的认识空白和新旧误区，以及作品诠释的大小困惑，即所谓的“勃朗特迷思”（theBrontemyth），虽然已经在很多方面获得澄清，但估计无法真正消除。艾米莉和她的作品，正是这个迷思在建构、剥落与再积聚过程中的一个问题焦点。
“勃朗特迷思”与《呼啸山庄》的真实诞生背景
说起艾米莉与《呼啸山庄》，不可避免地要提到夏洛蒂和安妮，也就是著名的“勃朗特三姐妹”。
尽管三姐妹的作品差异泾渭分明，但她们在相同的环境氛围下、在亲密共处的创作场域酝酿完成的小说和诗歌，却具有某种“家族相似性”（familylikeness,见JillMatus,“‘Strongfamilylikeness’:JaneEyreandTheTenantofWildfellHall”,inTheCambridgeCompaniontotheBronts,p.99-）。英文里theBronts的称谓，最初仅用来指代这三位成名作家，但目前也经常包括她们的乡村牧师父亲帕特里克，还有在担任家庭教师期间私通雇主妻子、满腹才华却颓废绝望病逝的兄弟布兰威尔，以至于两位早夭的姐姐玛丽亚与伊丽莎白。
年英国BBC根据她们的生平拍摄了电视电影《隐于书后：勃朗特三姐妹》（ToWalkInvisible：TheBrontSisters）。电影结尾处，荒草繁茂的石楠旷野上空出现了三个太阳的幻日景象。夏洛蒂的密友艾伦·努西凝望着天空，不禁发出感慨：“那就是你们啊！”
《隐于书后：勃朗特三姐妹》（）确实，当勃朗特姐妹在年分别以男性笔名“贝尔”首次自费出版诗歌合集，当她们第二年又出版三部小说，尤其是以《简爱》引起轰动时，不亚于英国文学天空呈现的一道奇观异象。然而，最早记载于罗宾森《艾米莉·勃朗特传》的这则生动轶事，包括艾米莉伫立高处、沉吟自信的形象描述，本身就是“勃朗特迷思”的一个典型范例。根据三卷本《夏洛蒂·勃朗特书信集》编辑者玛格丽特·史密斯的核查，幻日现象应该发生在年7月。当时三姐妹诗集仅售出两册，而等到《简爱》《呼啸山庄》和《阿格尼丝·格雷》在10月和12月相继出版，努西仍然毫不知晓她们已经公开发表著作。更重要的是，努西在年的日记里记载自己当时看到了两个太阳。若干年后她接受罗宾森的采访时，却出现了另一套更浪漫化的故事版本。
除了这个例子，常见的“勃朗特迷思”还经常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勃朗特家常年居住的海沃思位于约克郡的穷乡僻壤，交通闭塞，民风粗蛮，缺乏信息来源和基础教育条件；老勃朗特脾气暴躁、喜怒无常，经常朝后院里开枪，动辄将家具拆毁扔进壁炉；终身未嫁的姨妈性情古怪，喜欢给孩子们灌输卫理宗的刻板教条；布兰威尔自幼受父亲的一味娇纵而任性堕落、不思进取；安妮曾经暗恋父亲的助理牧师；艾米莉对动物的喜爱远胜过人类；艾米莉临终前独自坐在椅子上悄然离世；三姐妹都葬在海沃思墓园，等等。
抛开相关人士以讹传讹的因素，这个神话的始作俑者，恰恰是夏洛蒂·勃朗特本人，还有和她生前交往密切的《夏洛蒂·勃朗特传》作者盖斯凯尔夫人。
夏洛蒂在年私自翻阅到艾米莉的诗歌笔记，开始积极鼓动两个妹妹联手创作投稿，看到诗集出版后几乎没有反响，又劝说妹妹们转向小说创作。在自己的第一部小说《教师》屡次遭拒后，她幸运地遇见新锐出版商乔治·史密斯和审稿人威廉·史密斯·威廉姆斯，在他们的鼓励下迅速完成《简爱》，并意外地大获成功。艾米莉与姐姐的积极出版态度形成截然反差：她更加醉心于自己的私密文字世界，坚持以隐姓埋名为发表条件，而且对外界的评价不以为意。为了摆脱姐姐的习惯性指教，她跟安妮宁肯选择与条件苛刻、办事拖沓的不良出版商托马斯·纽贝合作。纽贝为安妮出版第二部小说《女房客》时，为了促进销量，还企图利用《简爱》的轰动效应，故意向外界混淆三位“贝尔”的身份差别，愈加引发了各种无端猜测。最早对《呼啸山庄》予以全面好评的西德尼·多贝尔，甚至等到它初版三年过后，仍推测这是《简爱》作者技艺臻于纯熟前的处女作。
布兰威尔绘安妮、艾米莉和夏洛蒂三姐妹（）艾米莉和安妮刚患病时，夏洛蒂尚有心情拿着猛烈抨击她俩的报刊文章，一起指点说笑。两位妹妹猝然离世后，夏洛蒂因为新作《谢利》出版而再度引发“贝尔”的写作水平、真实性别以及是否为同一人的争议。她决定采取行动捍卫三姐妹的集体声誉，设法将妹妹的版权从编辑错漏百出的纽贝出版社转移到史密斯手里，并亲自撰写新版序言和作者生平纪略，系统回应她们遭受的苛责。但麻烦的是，她完全从自己秉持的文学价值观出发，认定艾米莉虽然才华横溢，但题材却过度挑战常规，“不够成熟、教育不足、发展偏颇”。至于安妮在不动声色的笔墨之下蕴含的深刻内涵，她更无从理解，甚至毫不掩饰自己对她小说选材和表现手法的不屑。为了向外界解释妹妹们“粗糙、野蛮、卑俗”的写作风格，她强调这是她们认识单纯所致：虽然艾米莉生性聪慧，安妮谦卑温良，但毕竟长期生活闭塞，教育条件不足，就像幽居修道院的修女“对处世之道一无所知”。不过，她认为艾米莉小说虽然有诸多“不足”，却至少显出文学天才和“英雄”气质（CharlotteBront,“BiographicalNotice”“Editor’sPreface”,inEmilyBront,WutheringHeights,4thedition,RichardDunned.,TheNortonCriticalEdition,NewYorkLondon:W.W.NortonCompany,,pp.-）。或者，借用多贝尔年书评的表述，《呼啸山庄》出自“一位巨人尚未成形的手笔：是幼婴神祇的‘有力话语’（the‘largeutterance’ofababygod）”（SydneyDobell,“CurrerBell,”Palladium,September,.ReprintedinE.Jollyed.,LifeandLettersofSydneyDobell,London:Smith,ElderCompany,,I,pp.-；引言内容典出济慈的诗歌《海佩里翁》[Hyperion]）。夏洛蒂的自以为是，还表现在她整理并擅自修改了艾米莉与安妮的诗作，虽然她的诗歌水平不及两位妹妹，尤其是诗风简洁、凝练有力的艾米莉。朱丽叶·巴克甚至怀疑，艾米莉去世前很可能已经创作出第二部小说，并准备修改润色。但这部手稿目前影迹全无，是因为夏洛蒂担心它重蹈《呼啸山庄》覆辙，而自己“担负着神圣的责任，要擦去她们墓碑上面的灰尘，不让她们亲爱的名字沾上任何污点”（JulietBarker,TheBronts,London:St.Martin’sPress,,pp.-;CharlotteBront,p.），所以干脆亲手将它销毁。毕竟她曾经明确表示，创造出希斯克厉夫这类“恶魔”角色，是作者创造天赋里存在着“某种无法驾驭的东西”，是“不正确、不可取的”做法（CharlotteBront,p.）。从她对待《女房客》的态度上，就可以发现类似端倪：她认为安妮这部有缺陷的书根本就不该写出来。
夏洛蒂亲手播种的“勃朗特迷思”里，最冤枉的要数弟弟布兰威尔。她对他的反感厌恶，早于他真正意义上的堕落和“无可救药”。当她看到布兰威尔因为迷恋有夫之妇而痛苦不堪时，私下写信给友人进行无情讽刺，浑然忘记自己曾经给远在布鲁塞尔的老师持续投寄过狂热的情书，同样因为单恋已婚者而无力自拔；更忘记自己早年热衷于“琉璃城”和“安格利亚”的故事创作时，与弟弟长期密切的文字合作与竞争。她对弟弟的轻视鄙薄，让他在各路传记作者笔下变成家族悲剧里完美的“害群之马”。布兰威尔曾经遥遥领先的文学造诣，在众多文学体裁方面的尝试、积极联系文坛名家和报刊杂志发表的努力、对小说市场未来趋势的敏锐判断、常年激发姐妹们创作灵感的作品体系，通通都被“浪子”这个不名誉的标签给覆盖了。
布兰威尔·勃朗特（-）的自画像现在我们知道，盖斯凯尔夫人在撰写传记时，不仅照搬夏洛蒂的说法，偏听偏信夏洛蒂闺密艾伦·努西等人对勃朗特家族的众多片面之词，竟然还参照了近一百年前教区牧师威廉·格里姆肖的传记资料。然而，当时的海沃斯已经不再是地处偏僻，民风野蛮。它位于约克郡和兰开夏郡的交界处，邻近布拉德福、哈里法克斯、伯恩利等羊毛纺织和棉花贸易中心，不仅交通较为便利，还拥有现代工业发展所需的充足水力资源。随着本地机械纺织的迅速发展，人口数量急剧增长。可以说是既受惠于现代工业，又深受其弊端影响。给勃朗特一家带来悲剧的肺结核，就与工业扩张、产业工人数量剧增、居住条件恶劣导致整体卫生环境恶化有关。老勃朗特虽然是国教圣公会的牧师，在政治上支持保守的托利党，却从不囿于宗教和党派偏见。他曾经反复向报刊投书，或呼吁政府解决当地普通民众的饮水卫生与教育问题。这些时代背景和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