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梵高在34岁而不是37岁离世，或许他连一个历史的注脚都不会拥有。
为什么一个毫无专业基础、起步又晚的人，能在短短的几年之内，成长为后来享誉世界的绘画大师？
梵高生前的窘迫与死后的辉煌所形成的鲜明对比，为他的人生增添了无数奇幻的色彩，有许多人对他的人生大肆评判和渲染，但我相信，更多人想知道的，是一个真实的梵高。
27岁时，梵高决定画画，但当时所有人都说，他开始得太晚了。
不过，提奥一直鼓励哥哥画画，他的理由和父母的并无二致：这是梵高与上流社会仅存的纽带。
梵高对这些期望表现得很积极，他努力画画，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事实上，那时候的梵高已经售出了一些素描。那时，他父亲多洛斯为梵高画的地图支付了十法郎。多洛斯还自己出钱让一位牧师朋友也去买梵高的画。
梵高发现，对于一个害怕与人接触，又渴望与人交往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静静地观察形形色色的人物更令人愉快的了。
他还发现，原来只是打发时间的绘画，开始满足更深层次的需求。
福音传道事业的彻底失败，让艺术成为了梵高回应至高召唤的唯一途径。
他认为“试着感受艺术品的精髓，品味大师的杰作，你会从中发现上帝。”
画画能延续梵高对“内心及精神之美的至高追求”。
那个冬天，新生的激情和咬牙告别过去的决心，激励着梵高为新的召唤倾注全部心血。
他告诉提奥，有“一团火”，在自己的心中灼烧。
在开始艺术事业的两个月后，梵高便离开了博里纳日，来到了布鲁塞尔。
在这里，梵高心中的创作激情再次沸腾，他说：“我正以坚定的意志，努力向前”。
自己的这些艰苦努力，他都一五一十地向父母和弟弟提奥汇报。
努力工作，就是想要表明自己已经洗心革面，从而改变家人对自己的看法。
同时，他开始结交“益友”。在他新近认识的所有人当中，最让父母满意的是安东拉帕德。
拉帕德出身高贵，上的是符合自己身份的资产阶级学校，与符合自己身份的社交圈子交往，夏天的休假方式也同样不失身份。
然而，二人除了在财富相貌和社会地位上差异明显，在其他方面，他们俩更是天差地别。
由于从小到大一直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拉帕德养成了一些良好的品质。他沉着冷静，生性善良，平易近人。它能够轻松地应对各种社交场合。
然而，梵高一直都只生活在自己头脑中的世界里，这使得他对社交礼仪一无所知，并且还极端地认为，任何社交行为不是去攻击别人，就是被别人攻击。
也许正是这种性格，使得梵高后来与他的每一位“朋友”都决裂了。
后来梵高还向布鲁塞尔学院递交了入学申请，他申请了“古代石膏雕塑临摹素描”的课程。
在学校里，同学们都对他避之唯恐不及，当时学校有近千名学生，但他显然一个朋友都没有。
后来一位同学回忆说，“避开梵高是因为，和他在一起，不一会儿大家就会吵得不可开交。”
梵高特立独行和不受人欢迎的状况，使得他很快成为画廊里风言风语的对象，这种情况反过来使他变得更为偏执。
他只能反驳说“艺术家的行为举止，通常都是曲高和寡”。
对于自己的绘画事业，梵高总会想，为什么神通广大的森特伯伯，就不愿为自己铺好一条平坦的道路呢？
有一次，梵高终于鼓起勇气给他曾经的上司泰斯提格写了封信。他一直期待着能去海牙，修复和这位老雇主的关系。
但泰斯提格毫不留情的拒绝了梵高的请求。对于梵高所追求的艺术梦想，泰斯提克更是讽刺的建议，说他最好还是去教授英语或法语，有一件事他确信无疑，那就是认为梵高绝对无法成为艺术家。
最终，梵高决定回家休整，他所有的斗争都是家庭斗争。在他心中始终有一个十分明确的目的，在倍感孤独的绘画之路上，他迫切的想要实现自己长久渴望的，同家人和解的心愿。
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完全改变他还在博里纳日矿区时，家人对自己的负面看法。
梵高甚至想到了一个“曲线救国”的办法，可以取得与家人的和解，并结束自己多年的孤独，于是，他向表姐凯沃斯求婚了。
当时，表姐凯沃斯的丈夫刚刚过世，她带着一个男孩。但表姐本人和她的家人都坚决的拒绝了梵高的请求。凯对梵高说“不，绝不，永远都不可能。”
这次拒绝也让梵高备受打击。
在对凯·沃斯的追求陷入僵局时，梵高与家人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
家里经常爆发争吵，甚至有一次梵高与父亲多洛斯，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多洛斯冲儿子大吼：“滚出我的房子，越快越好，最好是半个小时之内，而不是一个小时之内”。
一直以来，梵高内心都非常害怕父亲会这样将自己驱逐出去。
然而现在，梦魇变成了现实，他刚一离开，就听见门在背后被锁上了。
梵高一生都在追求家人的和解，渴望着浪子回头，重新赢得家人的认可，他总是落入到自我想象的美好画面之中，对新生活展开幻想，然而随即，这样幻想的画面就会被敲碎，永远消失。
多年以后，那些伤痛的事件依然历历在目，对他而言，他遭受到的全部的伤害和不公正的对待，不断地将它抛入自我毁灭的绝望和阵痛之中。
除了偶尔赢得家人的好感之外，大部分的时间里，梵高都被家人视为耻辱。
梵高至死也没能赢得家族的认可，甚至在他死后已经名至实归，他的妈妈依然认为梵高让家族蒙羞。
森特伯伯也一样对梵高弃之不顾，他的遗产一分都没有就给梵高。
但有一个人曾向梵高伸出友谊之手，那是他的表妹夫安东·莫夫，安东·莫夫是海牙画派的领军人物之一，这一画派在当时的荷兰可谓如日中天，商业上也非常成功。
莫夫经常抽出时间指导这位“新手”表兄，他的意见不乏权威性，但又充满尊重，因此十分适合容易受伤的梵高。
然而没有人可以长久的与梵高保持友好关系。
莫夫坚持认为文森特应该从临摹石膏模型开始，而梵高却执意对着街上的行人涂画。
从开始到破裂，这一段师生关系都没能维持一个月。
梵高一生都在重复这样的关系模式。他用荒谬而极端的方式来坚持自己的立场，将一切相对的东西都绝对化，不做任何让步，并且以激烈的语言对批评者大加斥责，而事后又总会追悔莫及。
这种伤人伤己的激烈情感释放，没有人比梵高自己更懂。
“我是一个狂热的人，”他解释说，“我在朝一个确定的方向前进，并且期待别人也和我同道。我经常会极度的忧郁，易怒，仿佛是对同情充满饥渴，当我得不到的时候，我尽量装作毫不在乎，讲话尖刻，甚至经常会火上浇油。”
只有在画室里、和模特们在一起，梵高才仿佛可以获得控制。
只有在这里，指挥着那些贫穷的、顺从的模特，他才能使世界顺从自己大脑之中的画面。
“要是能只与画室里的那些人打交道该多好啊！”他感叹道：“我个人无法和画室之外的那些人相处，也无法让他们做任何事。”
他不仅小心翼翼的呵护自己掌管的领地，还一直操心模特们的情感健康，渴望用真诚的情感纽带，加强与他们之间的这种伪装出来的关系。
不久之后，梵高写信给提奥，说他喜欢上了一个怀孕的妓女，还透露说他私下资助她和她的家庭已经数月了。
他打算和她结婚。
这个叫西恩的女人已不再美丽，不再年轻。多年来粗暴的客人、公众的羞辱以及政府的漠视，已将她最后的文雅都榨得干干净净。
但是在梵高的眼中，她是一位天使。他说：“和她在一起，我就有了家的感觉。她给了我属于自己的家和温暖。”
在梵高的眼里，西恩就是圣母玛利亚，而并非一位易怒的、粗俗的妓女。
父母当然会反对这段给家族蒙羞的婚事。后来，在提奥以及家人的努力下，这件事终于不了了之。
在花钱上，梵高一向都大手大脚。他一直为自己辩解说“花费得越多，我创作的速度也就越快，进步就越大。”
他不断的耗费着各种绘画材料，画一次就能把几十张昂贵的画纸用的一干二净。
在所有的支出中，模特是最大的一项，而且梵高还会为模特的穿着付费，“模特穿，以便于自己绘画”。
在绘画上，梵高时而痴迷人物画，时而热衷风景画，
他说：“我的激情都投入到绘画上。”
梵高曾在最糟糕的暴风雨来临之际，站在沙丘顶端，观察海上的风暴。
在暴风雨中，每次只要一打开颜料盒，颜料和画笔就会被覆盖上一层沙子。
他似乎受到暴风雨的鼓舞，全身充满无穷的力量，全然顾不上暴风雨。
在这种极端的艺术创作与自然条件下，梵高有了惊人的发现：他可以创作油画了。
梵高给提奥的信中写到：“我作油画的时候，我感到颜色的力量在我体内涌动，这是我以前不曾拥有过的力量，无比辽阔，并且十分强烈。”
仅在一个月之内，他至少创作了24幅以海滩、森林、田野和花园为题材的画。
他从大清早开始画，一直持续到深夜，几乎连吃饭喝水的时间都没有。
这样冒险的绘画经历，让凡高感觉到一种孩子气的喜悦。
梵高的创作完全源自他火热的内心，但他的画作并没有受到外界的认可，为此，兄弟俩常因艺术而引发口角：
提奥推崇印象派，但梵高却认为印象派充满了颓废感。
在梵高对黑白画热衷的时候，提奥却大力劝说哥哥要多画一些水彩。提奥越是敦促梵高画一些在市场上有销路的作品，梵高就越是苦苦地抵制。
无论是梵高的私生活，还是他的开销，还是他的作画方式，都遭到了外界的质疑。
面对“被整个世界抛弃”这一事实，他假装无所谓，并声称不理解，但他不时的责怪自己长相太粗鲁，不善于交际或太敏感。
失去安东·莫夫的指导，让他久久不能释怀，始终在气愤与后悔之间纠结。“我常常渴望、并且需要别人的建议”，他承认只要一想到这里，“就心如刀绞”，他渴望融入其他艺术家的工作室，“能够在旁边观摩”，并且急切的希望人们能按照他自己本来的样子接受他。
有时候梵高会想到最黑暗的方面，“在大多数人眼里，我到底是什么样子？”他悲痛地说，“一个无名小卒，一个怪人，或者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人，在社会中永远也不会获得地位，简而言之，我处于底层中的最底层。”
即使是走在自己最喜爱的狭窄街道上，远离家庭和同行艺术家那种资产阶级的敏感性，梵高还是无法找到归属感。
“恐怕父母永远都不会欣赏我的艺术”，他绝望的总结说：“我永远都只能让他们失望。”
此时，梵高的自信，已经崩溃。
“我最渴望的是人们能够从我的作品之中找到一些认同感，这将带给我极大的快乐，如果永远都无法听到“这个或那个真不错”之类的评论，那将非常的令人伤心、气馁和绝望。”
梵高就像个屡败屡战的斗士，在遭遇挫折之后，他总能再一次坚强起来。他以坚韧的意志，发誓不去理会周围的疑惑，并坚持不懈地继续工作，“大踏步地前进，走自己的路。”
他将全部的希望寄托到创作上。
有时候，死亡的念头会不断盘旋在他的脑海之中。“我作画不仅起步晚，而且我想我有生之年可能也不多了。”
“我必须工作，努力工作，必须在工作中忘却自我，否则空虚感会让我崩溃。”
梵高很喜欢的一位作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每个人只要持之以恒地工作，那么工作本身也就会成为目的，从而帮助他越过人生中无爱的峡谷。
曾有大约两年的时间，梵高回到了牧师公馆，但是，他几乎每天都要在家里爆发战争。
梵高曾画了很多纺织工主题的画作，但是多洛斯和安娜却认为梵高与下等人接触是奇耻大辱，他应该多画一些风景画。
他会喝止父母：“我有绝对的自由结交那些所谓的社会底层人。”他还挑衅般的邀请织布工来家里吃饭。
转机出现在一次意外事故上，安娜不慎摔倒骨折，梵高开始耐心地陪伴。母亲的全然无助让梵高感觉找到了家。为了母亲康复，他可谓废寝忘食，母亲些微的不适症状都会让他焦心不已，他对每一次诊断都一再琢磨，一想到母亲将来有可能无法动弹，他就忧心如焚。
这一意外事故，让多年来的问题退居幕后，使得梵高与父母能够非常融洽地相处。
同时梵高在艺术上也放弃了自己反叛的行为，开始想要取悦大家。
在照顾生病的母亲期间，有一位女士爱上了梵高。
43岁的玛戈特·贝格曼是梵高家的邻居，她与两个姐姐都一直没有出嫁，她们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
在安娜出事时，她一听说就赶来了，那是她第一次遇见梵高，邻居家这位少有人知的儿子。
就像学校的小女生一样，她很快迷恋上了这个比她小13岁的神秘画家，当然还有他的艺术。
两人很快熟识起来，彼此互生好感，可是双方家庭却不赞同二人的结合。
贝格曼的家族认为梵高是一个“幻想着自己是个画家却身无分文的人”，认为他污损了贝格曼家族的好名声。
后来，绝望中的贝格曼吞食毒药想要一走了之，但随后她被送往就医，然后就被家人匆匆的送到了他乡。
接二连三的打击，让梵高与家人的矛盾再一次凸显。
后来，梵高的爸爸多洛斯过世了，死于严重痛风。
在葬礼上，梵高家族的亲戚们都来参加多洛斯的葬礼，他们对这位牧师与他大儿子之间没完没了的、令人心痛的纠葛，都早有耳闻。只有大妹妹安娜直言不讳地说：“是梵高害死了自己的父亲。”
而多洛斯出殡的这一天，也是梵高32岁的生日。这尴尬的巧合无疑强化了父子之间的矛盾，多洛斯始终认为梵高“不正常”，他带着愤怒，而不是接纳，永远的离开了。
后来梵高做了一件、他曾经发誓永远不会再做的事情：他进入一家美术学校，这是一家古老而著名的皇家艺术学院。
然而他格格不入的性格和疯狂的绘画方式，让他再一次成为众矢之的。
学期结束的时候，老师们建议他去参加基础班的学习，和十几岁的小孩子一起作画。
真实的生活与想象的世界之间，差距越来越大。
“这是一种完全的崩溃，它以一种出乎意料的方式击垮了我。”
与此同时，提奥在信中暗示自己可能会向一个女子求婚。这让梵高有些措手不及，类似的消息只会让他想到最为可怕的威胁：被抛弃。
在当时的某个时候，他将画布放在一副骨骼的前方，在骨骼的牙齿中间放上一支烟，画下了自己的第一幅自画像。
后来，梵高去了巴黎，因为当时提奥在那里工作。
在巴黎，几乎每个见过梵高的人都认为，“他是个疯子”。
梵高说：“如果一个艺术家用自己的眼睛，而不是用他们的眼睛来看世界，他们就称这个艺术家是疯子。”
“我想要做自己。我知道自己固执己见，也不在乎别人怎么评价我和我的作品。”
梵高继续把大量的时间用于画画。
在他所有的尝试中，梵高获得了一种事先无法预料的效果。
多年来，他那版画家一般的眼睛，已经在无意中使他能够画出足以成为新艺术的画作。
长期以来，他早就掌握了将结实的形象与虚空交织在一起的画法：通过影线和点彩来捕捉事物的轮廓和肌理，通过点画的密度和方向来控制形式。
绿色的灌木篱笆，红色的屋顶，因暴露在阳光下而成为薰衣草色的木板，粉色的棚子，蓝色的木桩，收获季的土地上明黄的麦茬——在梵高不知疲倦的笔下化为成千上万个独特的点子。
因为当时的提奥正准备向一位女士求婚，这让梵高觉得，他也得找到属于自己的妻子。
他不断地向一位开咖啡馆的女人示好，给她画大量充满隐喻的花朵。
但最后，这个女人还是拒绝了梵高的求爱。不管梵高几次三番地回到咖啡馆，人们都会将他撵出去。甚至有一次，梵高离开时，脸上淌着血，羞愤难当。
后来，梵高开始了一系列的主题绘画：向日葵。
再后来，梵高离开了巴黎。他没有说明原因，而提奥反倒对哥哥的离开郁郁寡欢。
提奥写信给妹妹惠尔说：“当梵高两年前来到这里时，我并没有期望我俩会如此惺惺相惜。如今，我孤零零一人呆在公寓里，四周是绝对的空虚，近来他对我来说真的太重要了。”
两年以后，也就是在梵高去世前的数月，他终于坦诚了自己离开巴黎的真相：
“父亲去世后，我去巴黎寻找提奥。然后，我是如此喜欢他，这时我才明白，他有多么爱父亲……我不待在巴黎是对的，否则，对我来说，他与我会走的太近。”
梵高来到了阿尔。
几个月后，提奥收到了一个收藏家的便条，他在一家颜料店的角落里看到了梵高的画。他想看看梵高更多的画，而且还有可能购买其中的一两件。
为了把握这一最新的成功希望，梵高在冰雪融化之前就冲向了白茫茫的大地。
紧接着，在阿尔山花烂漫的春天里，梵高也画了大量的习作。
就在梵高的艺术有所突破，自信心爆棚时，他的生活却还是老样子。
尽管他满脑子都是商业成功的渴望，但他的生活一点也没有改变。他无尽的计划和精心的抗辩，都没有让他卖出一幅画。
那个曾经对他的作品表现出兴趣的收藏家，最后也没有出手。
后来梵高在阿尔找到了一栋被废弃了很久的黄色房子。对他来说，这里是天堂。
别人只看到墙壁剥落，不通风的房间难以住人，而梵高却看到了一个崇高的教堂般的空间，在这里他可以生活、呼吸、沉思和绘画。
在签下租约的同一天，梵高就在设想，他完全可以与某个人来分享他的新画室。
他邀请当时已经小有名气的高更前来，可高更却迟迟不给答复。
那时的梵高每天一早就从床上跃起，冲向画室，然后工作到日落。
那段时期，他创作了更多的《向日葵》，还有《夜间的露天咖啡座》等后来被世人所熟知的画作。
后来高更应邀前往阿尔，但没过多久，俩人之间也爆发了战争。
高更常常谴责梵高作画的无序，他说梵高的画“一团糟”，梵高喜欢即兴堆叠厚重的颜料，而高更厌恶这种过度加工的表面。
梵高与高更经常为了艺术应该源于眼睛还是源于大脑而争吵不休。直到高更单方面宣布离开，这场吵闹才宣告结束。
后来，魔鬼再次降临。
乔·邦格答应了提奥的求婚。直到婚事定下以后，梵高才收到弟弟的消息，敏感的他觉得，弟弟终将远离自己，孤独的心终将被驱逐。
看不到救赎希望的梵高瘫软如泥，他可能喝醉了，魂不守舍，连方向也摸不清，跌跌撞撞回到了卧室。
他来到洗漱架边的角落，从那儿，他能看到高更曾住过的房间，现在那里空空如也。他转过身，望着洗漱架上悬挂的镜子。这不是他画过无数次的那张熟悉的脸，他只看到一个陌生人，一个不幸的可怜鬼。
辜负了家庭、害死了父亲，剥削了弟弟的金钱和健康，把他在阿尔画室编织的梦想砸粉碎，还逼走了他的朋友。
“罪孽深重，该如何惩戒他呢？”
梵高拿起洗漱架上的剃刀，把它打开。他抓住“罪人”的一只耳朵，用力拉起耳廓，手臂绕过脸庞，朝这只令人厌恶的耳朵猛地砍了下去。
有坊间传闻，梵高将“耳朵”送给了一个妓女。事实上，梵高去妓院是想找到高更。
当时大量的鲜血把他吓坏了，猛然清醒的梵高立即给鲜血喷涌的大动脉止血。他脑中产生一个新的幻觉：他要去找高更，给他看看自己已经付出的惨重代价。
他清洗了那一小叶残肉，小心翼翼的用纸包起来。包扎好伤口，戴上一顶贝雷帽，消失在了夜色中。
但是妓院的守卫根本没让梵高进去，最后，他交代一句口信，就回到了黄屋子。
有一位叫鲁林的邮差，把梵高从鲜血医院。此后，提奥也赶到阿尔，但他只在阿尔停留了9个小时，就匆匆的返回了巴黎。此时的提奥，一方面急于与乔·邦格成婚，一方面又极度担心哥哥的状况。
提奥写信给未婚妻说，“如果他注定要告别尘世，那就让一切顺其自然吧。”
梵高的妈妈安娜却很冷漠，她说梵高的死是早就可以预见的，那对他来说是最好的结局。“我相信他的精神一直就不正常，这是他自己和我们痛苦的根源。”
后来提奥将梵高比喻成“向日葵”，“要阻止它们向阳而生是不可能的，尽管这样它们会枯萎得更快。”
在被痛苦的折磨中，在被长期依赖弟弟资助的自责中，梵高再次迸发出创作的激情：“我要以钢铁般的意志再次投入到创作中去。”
之后的五年里，有一个不断重复的模式：医院、在精神病院的病房之间穿梭，时而清醒，时而神志不清。
梵高在世的最后一段日子里，一直处于对弟弟提奥深深的愧疚之中。
昔日的梦想已经逝去，仅存的是深深的懊悔和高额的开销。
他在给提奥的信中写到：“最让我悲伤的是，你心怀手足之爱为我奉献如此之多，多年以来始终有你支持我，我觉得我一定要向你表明我的歉意。”
至于他自己，他说：“作为一个画家，我是难成大器了，我非常肯定这一点。”
即便是在考虑完全放弃画画的时候，它还是在离开阿尔的黄屋子之前，设法画了两幅画。两幅画都是关于道路的，一幅描绘了一家人在公园里的小路上嬉戏玩耍，一丛丛繁花怒放，郁郁葱葱的栗树将公园映照的光影交错。另一幅是一条延伸到远方的路，最终消失在一堵墙后，目之所及的路上有车辙，两边是杂乱的草地和没有叶子的截了梢的柳树，枝干疤痕累累，树形扭曲。
之后，他搬到了圣保罗精神病院。
在这个缓慢而有节奏，被监视，有秩序的世界里，梵高生活很惬意。
这里有着与世隔绝的宁静，不会被警察、债主、房东、街上的男孩儿，或者窥视的邻居打扰，在这里，梵高找到了渴望已久的平静。
每周梵高都会洗两次澡，每次洗两个小时，这是一种带有治疗作用的仪式，能使他镇定下来，晚上他会坐在扶手椅上，读书或看报，安静的抽烟。
过去的一切都留给了提奥或丢在了阿尔。
他如释重负，不再有雄心壮志和高远抱负带来的负担，他不用再为伟大的念头而活，他说：“相信我，现在的我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