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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先生写小说常一改再改，以严谨著称，但下面这段文字却被人看出了漏洞，常常作为“失误”案例：“段誉被鸠摩智挟持，自此一路向东，又行了二十余日，段誉听着途人的口音，渐觉清雅绵软，菜肴中也没了辣椒。”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是文中的辣椒生错了时代。《天龙八部》的故事背景设立在宋哲宗时代，也就是北宋晚期；而辣椒直到明末才传入中国，民间普遍开始吃辣椒更是在清道光以后。因此，段誉那个年代的人怕是根本不知辣椒为何物。辣椒。摄影/三溪摄影，来源/图虫创意当然，小细节并不影响金庸著作的精彩程度。但由此却引发了一个让人非常好奇的新问题：餐桌上我们吃惯了的蔬菜，哪些是土生土长的，哪些是“外来户”呢？要想区分它们其实并不困难，名字上就有迹可循。著名农史学家石声汉曾根据引进瓜果蔬菜的命名规律，划分出了“胡”“番”“洋”等各大“家族”。
“胡”：早期大户
两汉、两晋直至隋唐，从陆路引入的作物种类，多数用“胡”字标明。春秋战国时代，中原诸侯并称诸夏与中国，以与周边各族对举，非我族类的“胡”，这时便已出现。两汉时期，“胡”常指匈奴，后又被引申为“古代北方和西方的其他少数民族”——到西晋末年的“五胡”，就分指匈奴、鲜卑、羯、羌、氐这几个大部落。而《集韵》（多以东汉《说文解字》为根据）一书中也明确指出：“胡，虏总称”。隋唐时期，由于对外贸易迅猛发展，“胡”进一步引申为西域诸国（包括天竺、波斯、大秦等），来自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商人统称为“胡商”，而由他们带来的东西，也都会被冠上一个“胡”字。比如白居易在诗中曾提到风靡中原的西域面食“胡饼”：“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寄与饥馋杨大使，尝看得似辅兴无。”从秦汉到隋唐，这样的命名传统，也在外来瓜果蔬菜上得到延续。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从长安经今宁夏、甘肃、新疆到达中亚细亚内陆的丝绸之路，开启了中西方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的第一段繁荣时期。张骞及其使团返回汉朝时，带来了大量的外来物种。张骞出使西域。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截图《博物志》曰：“张骞使西域,得大蒜、胡荽。”其中的“大蒜”，最初被称为“胡蒜”，源于大宛国。当时，我国本来就产蒜，和胡蒜相比只有大小的区别，因此，后来就以大小蒜分别称呼。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卷二十六“蒜”中就指出：“中国初惟有此（小蒜），后因汉人得胡蒜于西域，遂呼此为小蒜以别之。”东汉时期，大蒜的传播已经遍及全国，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美蔬佳料。“胡荽”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芫荽，即香菜、香荽。香菜是人类种植历史上最为古老的芳香蔬菜之一，原产于地中海沿岸即中亚地区，据说考古学家曾在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的墓穴中发现香菜的种子。香菜。摄影/vaivirga，来源/图虫创意关于它传入中国的时间一直都有争议，许多学者对《博物志》的说法持保留态度，认为芫荽出现在我国的时期要晚于张骞出使西域。至晚到了南北朝时期，这个有着奇特味道的蔬菜已经受到中国食客的普遍认可。成书于北魏末年的农学著作《齐民要术》，就详细论述了种植芫荽所需的各种自然条件，并且比较了不同地区、不同方法种植出来的芫荽在品质上有何差异。不过，要说起“胡”字开头的蔬菜，“胡萝卜”肯定不能错过。比起前面提到的两位前辈，胡萝卜进入中国的时间较晚，比较常见的一种说法是在元代传入。主要依据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书中云：“元时始自胡地来，气味微似萝卜，故名。”但这种说法也遭到质疑，有人认为胡萝卜至晚在宋代就已传入中国。南宋高宗绍兴年间，王继先等人奉旨修成《绍兴本草》，其中就出现过胡萝卜；南宋传奇厨娘浦江吴氏也在自己的食谱中记录过“胡萝卜鲊”一菜：“（胡萝卜）切作片子，滚汤略灼，控干。入少许葱花、大小茴香、姜、橘丝、花椒末、红曲，研烂，同盐拌匀，罨一时食之。”电视剧人物吃胡萝卜。来源/电视剧《欢喜密探》截图还有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蔬菜，也出自“胡”姓家族，那就是黄瓜。和大蒜一样，黄瓜也在汉时从西域传入，同样也有个原名，叫“胡瓜”。《齐民要术》中写道：“收胡瓜，候色黄则摘。”成熟之后皮会变成黄色，也就是我们今天称为“黄瓜”的原因。但它最早之所以改名，并不只是因为这一个简单的理由。究其原因，普遍的说法是后赵开国皇帝石勒因为自己是羯族，所以讳称“胡”字，就把胡瓜、胡蒜等作物的名字都给改了。不过，史学界也有不同的声音，认为隋炀帝改名之说更为可信。根据唐代吴兢的《贞观政要》：“隋炀帝性好猜防，专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谓胡床为交床，胡瓜为黄瓜，筑长城以避胡。”到了北宋苏轼的《浣溪沙》中，胡瓜就已经被“改造”成黄瓜：“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缲车。牛衣古柳卖黄瓜。”值得一提的是，在明清时期，黄瓜还多出个霸气外露的别称——“王瓜”。这个名字之所以流行开来，很可能是因为“王”“黄”二字发音相近，而“王”笔画更简单。黄瓜。摄影/АлександрИвасенко，来源/图虫创意明代小说《金瓶梅》曾写过不少酒席菜肴，其中的“案鲜”就包括一道“曲湾湾的王瓜拌辽东金虾”；明代王世懋的《学圃余疏》则记录了“温室黄瓜”的栽培过程：“王瓜出燕京最佳，其地人种之火室中，逼生花叶……”；而作为反季节蔬菜的代表，黄瓜的昂贵程度在清代这首《京都竹枝词》中展现得淋漓尽致：“黄瓜初见比人参，小小如簪值数金。微物不能增寿命，万钱一食亦何心？”除了上述例子，今天的豌豆、芝麻、核桃等等，在过去都有个“胡”名，分别叫“胡豆”“胡麻”（非今天的胡麻）“胡桃”。从“胡姓作物”数量之庞大，足以窥见当时的中国对外交往有多么活跃。
番：明朝望族
宋元至明清时期，从域外传入的作物多冠以“番”字，表示是由“番舶（外国海船）”带来的。这种称呼，也与古代中国的文化认知有关。带“番”的名字，往往从闽粤地区流传开来。根据闽粤地区的方言，外国人被称为“番人”或“番鬼”——直到今天，香港市井仍然有人称啤酒为番鬼老凉茶，中国台湾地区民众也会称火柴为“番仔火”。随着世界航海大发现，原产于美洲大陆的许多瓜果蔬菜都在明代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今天的番薯、番茄、南瓜、辣椒等等，都是这一时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的。番茄，也称番柿，原产于南美洲安第斯山地带。在我国最早的记载，见于明万历四十一年（）山西的《猗氏县志》，在其中被称为“西番柿”，由欧洲传教士引入；而后王象晋所著的《群芳谱》中出现了更加细致的阐述：“番柿，一名六月柿，茎如蒿，高四五尺，叶似艾，花似榴，一枝结五实或三四实，一树二三十实，……来自西番，故名。”番茄。摄影/陈家二少，来源/图虫创意由于以前中国的园圃作物种类较少，夏季甚至会出现“园枯”的情况；因此夏秋季结果的番茄到来后，就成了中国夏季重要的蔬菜品种。不过，番茄在引进时仅作为观赏植物（有“狼桃”之称），人们认为其鲜艳的果实有毒；晚清时期，它渐渐开始被栽培食用，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迅速发展为主要的果菜。汪曾祺在散文《五味》中曾写道：“西红柿、洋葱，几十年前中国还没有，很多人吃不惯，现在不是都很爱吃了么？”下一位，是很多人都非常爱吃的番薯。这种看上去貌不惊人的植物，在今天喂养了无数贪吃鬼，不管烤着吃、蒸着吃还是煮粥吃，都“美滴很”；而过去，它则作为产量极高的粮食作物拯救了无数饥饿的老百姓。同样是在明朝时传入中国，番薯的“入境”旅程要精彩得多。故事要从哥伦布说起：他把新大陆上发现的番薯带回，献给了西班牙女王。年，西班牙人又将番薯种到菲律宾，而中国人与番薯的初次邂逅就在此地。据记载，万历二十一年（年），福建人陈振龙出海到菲律宾经商，期间“目睹彼地朱薯被野，生熟可茹，功同五谷”。敏锐的商人嗅到了其中隐藏的机遇，陈振龙琢磨怎么着都要把这种植物带回故乡。但无奈西班牙人非常珍视这种作物的种子，“不与中国人”，陈振龙只得想了个法子：他把番薯藤绞入汲水绳，用天衣无缝的伪装瞒过了海关——当年，陈家人就在福州种出了“子母相连，小者如臂，大者如拳，味同梨枣”的“朱薯”，并且受到当地巡抚的表彰。电视剧人物吃番薯。来源/电视剧《天外飞仙》截图当然，能慧眼识珠的并非只有陈振龙一人。清乾隆《蒙自县志》中记载，一个叫王琼的人引入并种植了番薯，而这条途径是从印度、缅甸传入云南。番薯的引种和推广，对中国历史而言意义深远。这种神奇的农作物耐旱且高产，对于靠天吃饭的古代百姓可谓荒年的“救命粮”。它的种种优点具体可参见明朝晚期徐光启所著的《甘薯疏》。这位向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