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白癜风医院 http://www.xxzywj.com/m/一、财政分权理论
（一）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
财政分权是财政联邦主义的核心，它源于经济学者Tiebout在一九五六年发表的《地方财政支出的纯理论》一文中，随后学者们对其进行了补充、发展和改进，并逐渐形成了第一代的财政分权理论。第一代的财政分权理论是以公共物品供给层次为研究对象，并认为地方政府较中央政府在为辖区居民提供公共物品上更有效率和更加贴切，故应该扩大财政分权程度。
经济学者Tiebout建立了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的竞争模型，并假定政府官员是利益共同体，选民可以自由流动且会对政府服务做出回应，选民依据其效用最大化原则在不同辖区内进行流动和选址，而地方政府为了留住和吸引选民，必定会对其提供的公共产品进行改进。这种“用脚投票”机制的存在，将会刺激地方政府通过差异化竞争来实现公共品供给的帕累托最优。
在公共品供给和需求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由中央政府集中供给同质性公共品会造成公共物品供需的不匹配，带来效率损失。此时，就需要地方政府依据辖区居民的需要提供差异化的公共品，以实现效率的改进。我们可以发现，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强调的是财政分权对社会福利的改善。
但是，在理论分析的过程中，其并没有将分权的风险纳入研究范畴。具体表现在，地方政府如若存在“向上负责”而不是“向下负责”的理念，分权就会造成地方政府公共品供给与居民需求相悖离，扭曲公共资源配置；地方政府所作的经济决策可能与国家整体大政方针相悖，引发经济动荡；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或留住选民可能存在恶行竞争，进而造成公共资源浪费，导致社会福利损失。
（二）中国式财政分权理论
明确提出“中国式财政分权”概念的是我国经济学者傅勇和张晏提出，他们指出“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核心内涵是经济分权与垂直政治管理体制并存。它不同于西方的财政分权体制，有着自己独特的特征。
一是，“中国式财政分权”属于“行政性一致同意”型财政分权模式。在中国的财税改革中，中央政府起着决定性作用。一系列重大改革方案的出台均属于布坎南执行性层次的决策方式，即“行政性一致同意”型财政模式，这也决定了中国财政分权的“行政性一致同意”型财政分权模式。
二是，中国式财政分权是中央政治集权下的经济分权。西方国家官员的任命是由辖区选民的“用脚投票”机制所决定，可以说是“向下负责”。而中国政府官员的任命是由中央政府通过人事任免考核决定的，可以说是“向上负责”，这种“向上负责”就是政治集权的一种表现。因此，中国式财政分权是一种政治集权与经济分权相结合的分权体制。
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官员由中央政府任免考核，导致地方政府存在强烈的“政治锦标赛”动机，而经济分权又使地方政府获得一定的经济自主权，促使地方政府作为理性经济人而寻求利益最大化，二者相互作用极大的刺激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三是，“中国式财政分权”改革过程是中央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由于政治体制不同，西方国家的财政分权制度改革过程是“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而中国由于政治体制单一，地方政府受中央政府主导和掌控，财政制度改革过程是“自下而上”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这点从历次来的分税制改革政策中也有所体现。
而地方政府则在既定的财政体制内通过博弈、竞争等方式来实现其利益最大化。本节通过对第一代、第二代以及中国式财政分权理论的分析，明晰了不同财政分权理论下地方政府行为的差异，以及可能产生的经济效应，这为本文后续的研究—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质量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支撑。
二、经济发展相关理论
（一）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理论最早源于经济学者AdamSmith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的研究》一书中，他指出劳动分工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本积累有助于形成规模经济，进而对促进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随后，经济学者Malthus又将人口因素纳入到经济增长理论中，他指出必须外生刺激人口增长，否则经济增长不会长期存在。
以经济学者AdamSmith、Malthus、Ricardo以及Mill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提出的经济增长理论被称为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随着产业革命的完成，市场经济发展趋于完善，以分配理论和效用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理论逐渐取代了古典经济理论，受到更多的认可。
其主要的代表人物有Solow，他指出实物资本的积累既不能解释不同时间上人均产出的显著增长，也无法解释人均产出的巨大区域差距，而工人平均工资和劳动有效性的差异是影响工人平均产出的主要因素。
除了制度外，学者们还将贸易、城乡收入差距、政策稳定性、政府债务、环境污染以及财政体系改革等方面纳入到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种，使经济增长的研究更加细致化和多元化，不断拓宽和深化了经济增长的研究领域和范围，促使经济增长理论体系更加完善。
（二）可持续发展理论
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就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理论。这一理论主要是针对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自然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加剧问题而提出的，她指出，需要在既满足当代人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利益的条件下实现发展。这一理论一经提出，就受到了广泛认可，并在一九九二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取得共识。随着发展的不断推进，可持续发展理论也在不断的扩展和丰富。
它从最初的生态环境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不断扩展为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可持续发展，并不断追寻着人与自然、人与经济、人与社会、自然与经济以及自然与社会之间的有序、稳定、协调、和谐和有效的持续性发展。其中，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是指任何资源的开发利用均要以环境承载力为约束，超过环境承载力的活动即使有更高的效益也应该被放弃或抵制；
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指经济发展由原来的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转变，由原来的“量”性增长向“质”性提高转变，并侧重于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社会可持续发展是指社会公众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得到有效的改善和提升，居民的大部分需求得以满足，其幸福感大幅度提升，实现人人平等和社会公平。
随着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不断丰富，国内学者又对其在地域上和空间上进行了补充，他补充道“可持续发展还是在满足一个国家或地区公众需求又不损害别国或地区公众需求下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理论强调发展的公平性、协调性、有效性、互补性、稳定性、可承载性、发展性以及质量性，公平性要求当代、后代以及隔代公平；
协调性要求提供一个生态环境、经济和社会相互协调的外部环境以满足人类活动的需要；有效性要求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的结果必须是有效的；互补性要求国家间和地区间的互补合作；稳定性要求经济、社会和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是相互稳定的、国家或地区间的互补合作是相互稳定的以及人们物质文化需求的满足度也是相互稳定的；
可承载性要求任何经济活动、社会行为以及环境举止都不要超过环境能承受的限制；发展性要求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质量性要求任何经济活动、社会行为以及环境举止都不要单纯追求量的增长，还要实现其质的提高。
可见，可持续发展不仅包含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还体现了一种哲学的人文关怀关爱，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