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巴黎代表大会关于每年组织五一罢工和示威，以求加强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和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的决议，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巴黎代表大会建立了新的国际工人联合组织——第二国际。
第二国际成立和最初几次代表大会
两个代表大会－－马克思主义的和可能派的－于年7月14日，即攻克巴士底狱周年纪念日，在巴黎开幕了。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大会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代表性比可能派的代表大会广泛得无法比拟。在可能派代表大会上，只有一部分英国工联、影响很小的英国社会民主联盟和美国的“劳动骑士团”的代表。参加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大会的工作的，有22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组织的约名代表，包括德、奥、法、比、荷及美国两个社会主义组织等有影响的大党代表。
代表大会隆重地开幕了。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巴黎公社社员爱德华·瓦扬当选为主席。在俄国社会党人的代表中有格·瓦·普列汉诺夫，他在发言时说：“俄国革命只有作为工人革命才能成功，否则根本不能成功。”巴黎代表大会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精神的决议打击了机会主义流派。在这些决议中，强调指出，建立政治组织－工人阶级政党的必要性。同时，代表大会向无产者们阐明取得普选权和为社会立法而斗争的必要性。代表大会号召在五月一日组织工人罢工，得到了普遍的响应。
年的五一发动在法国和奥匈特别成功，促进了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巩固。工人阶级破天荒第一次有组织地进行了国际规模的罢工。马克思主义派的成功严重地摧毁了可能派的阵地，可能派不得不放弃分裂“国际”的进一步企图。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统一国际代表大会，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胜利。同无政府主义作斗争在布鲁塞尔大会期间，第二国际碰到了另一个与马克思主义为敌的流派－－无政府主义，90年代初期无政府主义又能够在许多国家的工人中间扩大自己的影响。
无政府主义者企图混入代表大会，但是沒有容许他们参加大会的工作。然而，在下一次大会－苏黎世代表大会（年）上，又不得不讨论关于同采取个人恐怖策略（特別是在法国）、给工人运动带来严重损害的无政府主义者作斗争的问题。小资产阶级阶层出身的人们没有为组织和团结无产阶级而进行顽强斗爭所必要的锻炼和坚毅精神，首先受到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
无政府主义者鼓吹的自发性所以危险，特别是因为在那个时期，历史环境向工人政党提出了长期准备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必须团结社会主义的先锋队，把组织性还很差的无产阶级广大群众吸引到运动中来。然而，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建立群众性的政党和工会，反对参加议会选举，反对争取扩大选举权和社会立法的斗爭等等。
后来，列宁给无政府主义学说的这一方面下个定义说，它是“在否定政治的幌子下使工人阶级服从资产阶级的政治”。恩格斯要求把无政府主义者从“国际”中完全驱逐出去。在恩格斯亲自参加工作的苏黎世代表大会上，通过一项决议说：为了达到无产阶级的最终目的－夺取政权，爭取普选权、爭取工人立法和其他改革的斗争是必要的。这个决议还谴责了一切依靠牺牲工人阶级切身利益而同资产阶级进行的妥协。
第二国际关于军国主义的决议
反对战争危险的斗爭是第一国际以来国际工人运动的传统。除了关于政治策略的问题而外，关于军国主义抬头和与它作斗争的问题是最尖锐的问题，在第二国际最初几次代表大会上，它就引起了最热烈的辩论。年的巴黎代表大会主张废除常备军，实行全民武装。下一届大会－布鲁塞尔代表大会讨论了关于反对军国主义的实际措施问题。半无政府主义派在这里发了言，这一派的首领是荷兰社会民主党领袖、从前当过牧师的多麦拉·纽文休斯。他提议作出如下的决定：不论宣布任何战争，无产阶级都应该以总罢工和拒绝入伍来回答。
这项提议被否决了。威廉·李卜克内西是这一问题的报告人，他指出：总罢工是不能预先规定的，当无产阶级的政治和工会组织不够水平的时候，这种口号在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号召一切劳动人民抗议准备战争。在苏黎世代表大会中，为防止战爭而斗争的问题也成为激烈辩论的对象。纽文休斯在法国、比利时和瑞士代表的支持下，又提出他的“军事罢工”和拒绝应征入伍的方案。代表大会认为这个方案在原则上是错误的，是空想的，把它否决了。
在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表述了无产阶级在对军国主义的斗争中的任务，其中包括所有各国工人之间竭力加强合作关系的必要性。代表大会关于在议会中讨论预算时，社会党议员应该投票反对军事拨款的决议具有重要的意义。国际无产阶级当时坚决相信：他们能够制止战争。“国际”的团结似乎是牢固的和坚强的。代表大会的决议虽然没有提出十分具体的反对战争的措施，但是，它们反映了群众的这种决心。
机会主义在第二国际中的抬头
在这一时期，第二国际和参加第二国际的政党作了不少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年，在哥达统一代表大会以后，在德国国会选举中，约有50万人投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票，而在年有万人。年法国社会党人在议会选举中只得到约10万张票，而在年，他们得到60多万张。工会和合作社发展得很快；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越来越深入更广大的劳动人民阶层。但是同时，在第二国际中，机会主义也抬了头。
列宁指出：“19世纪末叶的客观条件格外助长了机会主义，使利用资产阶级合法性变为盲目崇拜这种合法性······”。各国统治阶级无法用正面的进攻摧毁社会主义运动，便企图从内部来破坏它。最初几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正确地规定了工人政党所面临的策略的任务。但是，就在那时候，在第二国际活动的优良时期，它的领导者们倾向于夸大议会斗争形式的意义，不肯触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最重要方面－－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关于用革命手段摧毁资产阶级军事官僚机器的必要性。
例如，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它是第二国际的许多政党的典范）的爱尔福特纲领中，缺少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这些最重要的原则。恩格斯批评纲领草案的对机会主义让步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无论如何要保持合法性的意图，这种意图特别表现在由于害怕对党的新的迫害，在纲领中沒有包括关于在德国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要求。对机会主义的批评，不但对德国社会民主党，而且对整个“国际”都有最重大的意义。
90年代德国、法国和其他几个国家的工人政党在选举中得到的巨大胜利，证明了社会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的增长。不过，它们也带来了危险性，使一部分社会党人产生这样的幻想：无产阶级只要利用选票，在任何条件下都可以取得政权。国际社会主义开始向广阔和向纵深增长。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对无产阶级，而且对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开始发生影响。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把与工人阶级背道而驰的反无产阶级情绪带到工人运动中来。
在德法两国的议会党团中，最先出现了与革命无产阶级相敌对的影响。90年代小资产阶级同路人是以格奥尔格。福尔马为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的主要支柱。连工人政党的一些最著名领导者，都由于在议会中的成功冲昏了头脑。年，茹尔·盖德在他当选为法国众议院议员那一天宣布说：“星期日的选举是真正的革命，是使你们变成自由人的革命的开端。由于你们的意志变成了法律，就可以合法地实现社会改革。”不过盖德当时的这种动搖还具有暂时的性质，不久以后就克服了（在与米勒兰派作斗爭的时期）。
90年代各国社会党必须捍卫自己的合法地位。德国年废除了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但是，在以后，屡次作了恢复弹压政策的尝试。因此，党的领导者力图保持和利用已经取得的合法地位。不过，这种意图往往转为机会主义的错误。例如，第二国际的布鲁塞尔和苏黎世两次代表大会都重新提起关于五一罢工的问题，因为有些党（特別是德国党）的领导者把五一庆祝会改在最近的星期日举行，从而使无产阶级的发动失去它的战斗精神。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这种立场受到正式的谴责，虽然在苏黎世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中包括着必须适应地方条件这样一个保留，后来，反对举行国际五一罢工的分子用它来作挡箭牌。在农业问题上，也暴露出了机会主义的动搖。90年代初在德法两国社会党的讨论会上，有些参加者否定马克思学说适用于农业，他们断言：在农业中，小生产是不会被排除的。恩格斯坚决反对使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迁就农民的小私有制幻想的企图。在组织问题上，也出现了走向机会主义的倾向。
新国际联合组织的形式是极端不明确的。没有能够经常处理有关国际无产阶级共同利益的重要事务的任何机构。在这方面，它比第一国际倒退了一步。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一向要求在制定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时，要以全面考虑这个或那个国家的情况、条件和传统为基础，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否定工人阶级共同的、国际主义的任务和他们在国际规模上齐心协力的必要性。直到年，在“国际”的巴黎代表大会上，才建立了一个常设局，地点在布鲁塞尔，不过，它并沒有成为起积极作用的机构。恩格斯的逝世（年），使国际工人运动遭受到最重大的损失。
恩格斯是学识十分渊博、头脑异常明敏、精通各国社会主义运动及其历史和特点的人物，正如倍倍尔在他下葬时致悼词所说：恩格斯站在他的伦敦高塔上，是无产阶级领导者不可缺少的顾问。当时，列宁在追悼文中写道：“他们都从年老的恩格斯的丰富的知识与经验的宝库中得到过指示。”直到自己的生命结束为止，恩格斯对于歪曲马克思主义学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一切敌人进行了不可调和的斗争。他不止一次地严厉批评在第二国际的活动中越来越常常出现的机会主义倾向。
马克思主义者对修正主义的斗争
90年代末出现了公开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最初是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爱德华·伯恩施坦的嘴里说出来的。伯恩施坦在-年发表一些文章，此后又出版《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这是对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一切理论的公开脱离。伯恩施坦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企图修改（“修正”）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发展根本问题的观点。他宣布“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而放弃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主张把社会民主党变成民主和社会改良的政党。
从自己活动的最初起，修正主义者就是革命工人运动的死敌和资产阶级在革命工人队伍中的代理人。由于修正主义的提倡者是社会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是在非常法时期一度接近恩格斯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的主编，因此，它的危险性就更大了。伯恩施坦发表自己的理论，在实质上是把从前在第二国际中就曾经进行而沒有遇到有效回击的那些“推翻”马克思主义的尝试系统化了。修正主义很快地具有了国际的性质。
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情况的好转，引起了机会主义思潮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社会基础的扩大。由于加强掠夺殖民地和规定垄断价格的结果，许多国家的资本家都取得了超额利润，拜用其中的一部分来“豢养”和收买无产阶级中的一个不大的阶层－－所谓工人贵族。工人贵族的代表人物所关心的并不是革命，并不是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只是力图使统治阶级作出这种或那种局部的让步，而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年）和汉诺威代表大会（年）谴责了爱·伯恩施坦的观点。倍倍尔在汉诺威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驳斥了“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放弃最终目标和拒绝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企图，他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宣布说：“我们仍然主张剝夺。”但是，谴责修正主义并不是全场一致，对它的批判也附带着一系列的保留条件。
第二国际公认的理论家一卡·考茨基在反对伯恩施坦以前，动搖了好久。这主要是因为在某些政治问题上，考茨基和伯恩施坦是一致的。甚至在同修正主义派进行论战时，考茨基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发言说：应该感谢伯恩施坦，因为他仿佛“引起对理论问题的兴趣”。罗莎·卢森堡和格·瓦·普列汉诺夫非常坚决地保卫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罗·卢森堡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历次代表大会上的一系列卓越演说中，在《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一书中，指出修正主义者企图用以作为向马克思主义进攻的论据的东西是站不住脚的。
罗·卢森堡写道：“在同伯恩施坦及其拥护者的论战中，每一个党员都应该明白：这并不是关于这种或那种斗爭方法、这种或那种策略的问题，而是关于社会民主运动的存亡问题。”普列汉诺夫在致考茨基的标题为《我们为什么应该感谢他？》的公开信中，也强调指出：“现在的问题是：究竟谁埋葬谁－是伯恩施坦埋葬社会民主党还是社会民主党埋葬伯恩施坦？”
年3月伯恩施坦的著作在德国出版；同年6月，法国社会党人米勒兰参加瓦尔德克一卢骚的政府。这是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第一个事件，是伯恩施坦所提倡的原则的第一次实践。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作品和米勒兰“事件”，使第二国际及其主要政党中革命派与机会主义派之间的斗争尖锐化了。关于米勒兰的行动问题，在年在巴黎举行的第二国际代表大会上提出讨论。辩论表明：米勒兰在“国际”中有不少的拥护者。比利时人安塞尔公开宣布，他欢迎米勒兰的行动，因为这种行动是同社会主义运动过去的一切策略决裂。
以茹尔·盖德为首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在一部分围绕在爱·瓦扬周围的布朗基主义者的支持下，坚决反对米勒兰派（饶勒斯也在其内）的政策。但是，在代表大会中最有威信的代表团－德国代表团并不坚决谴责米勒兰。卡·考茨基提出的决议案被通过了，这个决议案的意思是：个别社会党人加入资产阶级内阁这仿佛是策略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这样一来，代表大会就沒有痛斥米勒兰的叛变行为。代表大会的“橡皮决议”证明：机会主义在第二国际中已经巩固下来，第二国际的官方领袖并沒有给它应有的回击。
机会主义虽然加强，革命的倾向是与日俱增的，这首先表现于各国无产阶级的群众性发动。十九世纪终了时的罢工运动的规模，远远超过80年代末的高度水平。例如，年法国发生了-多次罢工－－比年几乎多近两倍；其他国家的数字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年比利时发生了国际工人运动史上的第一次总政治罢工。参加罢工的无产者约25万名，由于罢工的结果，选举权显著扩大了。在工人运动内部，在第二国际的许多政党中窃据领导地位的机会主义分子和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革命思潮的体现者之间进行了越来越激烈的斗争。
列宁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在这些年间，列宁正在遙远的流放地。关于伯恩施坦发表言论的消息刚刚传到偏僻的西伯利亚的小村庄，列宁就以所有的力量展开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斗爭；他对于在“批评自由”的幌子下推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的企图，给予猛烈回击。团结在列宁周围的、被流放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坚决谴责伯恩施坦主义，指出它企图“缩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把革命的工人党变为改良党”。
在90年代，列宁就已经作为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出名了，他善于创造性地解决俄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所提出的新问题。列宁在《我们的纲领》（年）一文中写道：“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
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关于工人阶级和农民革命联盟的思想，丰富了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列宁在90年代的著作中，以及在随后的著作中，指出这种联盟是无产阶级爭取政权的胜利斗爭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列宁彻底地揭露了修正主义的政治作用和它对于工人运动的全部危险程度。列宁一贯反对关于缓和资本主义矛盾的改良主义幻想，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基本原则。
列宁巨著《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他的另外一些早期作品，把《资本论》的最复杂问题之一－资本主义再生产问题具体化了。在这部著作里和在随后的二十世纪初期的关于农业问题的著作里，用俄国、德国、美国的资料，发展了马克思在大体上发现了的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进化规律，粉碎了关于小农经济的“稳定性”、“土壤肥力递减”等等资产阶级一修正主义的观念。
虽然西欧的社会党不论在思想方面或是在组织问题上，都逐渐脫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而在俄国却彻底实现了列宁的建立一个对一切机会主义现象决不调和的、富有战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计划。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年）和列宁的《火星报》的出版（年），不仅是给俄国工人动，而且是给国际工人运动开辟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事件。
结语
巴黎代表大会是整个工人运动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国际代表大会，把那个时期大多数最著名的国际社会主义活动家吸引到巴黎来。90年代德国、法国和其他几个国家的工人政党在选举中得到的巨大胜利，证明了社会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的增长。年比利时发生了国际工人运动史上的第一次总政治罢工。国际无产阶级得到了列宁这样一位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斗士、不愧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继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