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利率产生的高昂借贷成本抑制了消费和投资，打压了法国经济的增长，并对政府收入和支出直接产生了影响，使得年法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达到了5%的危险水平。这促使德国加紧了游说，称货币联盟建立后，要加强《马约》对成员国债务和借贷的约束。
德国与法国、意大利和其他南部国家（如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的矛盾因此进一步升级，它们争论德国是否试图给欧洲其他国家设定过于严格的条件。德意志联邦银行理事会成员中，负责经济事务的伊辛说，“（欧洲）共同体要有一个金融宪法，既能消除欧共体，又能消除各成员国财政上的不当之举，这对欧洲货币联盟的成功起决定性作用。”
年秋，魏格尔提出了德国的建议：在欧洲经济货币联盟成员国之间订立一个《稳定公约》。《稳定公约》旨在向那些财政赤字占GDP比重超过《马约规定的3%上限的国家征收罚金。“在德国《稳定公约》建议提出，以及德国对意大利是香能满足《马约》条件的怀疑态度广为人知后。
意大利政府也提出了建议：启动欧洲经济货币联盟。意大利总理兰伯特·迪尼提出，将各国货币兑换单一货丽汇率豫定的时间，从计划的19年往后推迟2~3年。另外，德国坚决主张要应用严厉的标准来约束各国，这被德国的一些欧洲伙伴国解读为波恩政府试图破坏整个单一货币计划的征兆。
尽管如此，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计划似乎缓慢走到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节点上。梅杰的欧洲顾问斯蒂芬·沃尔,作为英国常驻欧洲委员会代表，被派至布鲁塞尔。一到布鲁塞尔，他就注意到了欧洲朝着单一货币迈进的势头。
比如说年我到布鲁塞尔赴任，当时在英国普遍流行的想法是，欧洲经济货币联盟不会向前推进。可当我到达布鲁塞尔时，我发现每个人都在为欧洲经济货币联盟作着准备。无疑，欧洲经济货币联盟会启动的。是因为英国民众的心里有货币联盟不该启动的愿望，才让他们产生了货币联盟不会启动的想法。
在年12月马德里的欧洲首脑峰会上，，他们批准了《稳定公约》草案。并在货币名字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用“EURO”而不是法国提出的“Ecu”作为单一货币的名称。德国财长魏格尔承认，德国对建立货币联盟是最感兴趣的。
他说“其他任何国家都不会（像德国这样）对自由竞争、自由出口市场以及（欧洲）庞大的内部市场有着如此大的兴趣。”49在年5月欧洲经济货币联盟成员国最终选定前，欧洲决策的制订过程一直充满矛盾和争议。一些报告称，欧洲经济货币联盟会被推迟，流言在政治圈和外汇市场上不断传播，但日渐难以令人信服。
这类报告一部分来自于德意志联邦银行和德国政治家。随着欧共体经济开始缓慢好转，各国财政情况甄选过程出现的冲突逐渐平息。继美元兑德国马克的比率下降至1.40：1的创纪录低点后，美元自年中期开始反弹。美元的升值使欧洲出口商品的价格更低，而且让欧洲经济走出了一条缓慢扩张的路线，进而帮助了欧洲经济的转型。
之后，欧洲各国政府收紧了财政政策，以确保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在至关重要的“基准年”即年，能达到《马约》要求的3%的目标。欧洲政府实施的财政紧缩政策（财政紧缩政策通常先实施一次性的调整，之后再调整回去)，最终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当时美国经济增长，美元更加坚挺，美国通胀率在29%左右的低位。
受益于如此良好的国际环境，年，欧洲经济幸运地获得了较前一年近2倍的增长。德意志联邦银行下调了借贷成本，有效地下调了贴现率和伦巴德利率，它们自年的高位分别下降到了年的2.5%和4.5%。直到年欧洲各国货币汇率与单一货币最终固定之前，德国的贴现率和伦巴德利率一直保持在这一水平，而且为欧洲央行成立头10年中的利率预设了波动“通道”。
更重要的是，随着金融市场对欧洲经济货币联盟会按时启动，而且容纳的成员国数量相对较多越来越有信心，整个欧洲地区的利率都开始向德国水平靠拢。欧洲委员会负责货币事务的法国委员德西尔基，是个精力充沛的人。年秋天，他说，单一货币会“迅速地被纽约和伦敦理解为欧洲实力重新崛起的确凿证据，这一想法的产生要比在巴黎和法兰克福都快”。
随着各国逐步下调利率至德国的水平，欧洲南部国家沉重的利息成本因为利率的下调而显著降低，直接帮助它们削减了财政赤字。而且低利率对意大利和西班牙这样传统的高利率国家，实现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为3%的目标大有帮助。欧洲经济货币联盟推进的过程中，经验老到的意大利中央银行行长卡洛·阿泽利奥·钱皮是关键人物之一。
在意大利总理不断更换、猖獗的政治腐败以及财政预算赤字与政府债务高企的背景下，钱皮却获得了来自意大利选民和外国政府前所未有的信任。钱皮在年被选为意大利总理，成为意大利一直以来为加入货币联盟所作的努力中的关键一环。钱皮自此开始领导一群由技术专家组成的政府管理团队，这是20世纪首位非国会议员当选为意大利政府总理。
后来钱皮又加入到了罗马诺·普罗迪和马西莫·达莱马领导的中左联盟政府，担任财政部长一职。年，普罗迪总理完成了推动养老金改革的重要任务，确保了意大利的财政预算在年能满足欧洲经济货币联盟成员资格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德意志联邦银行前行长施莱辛格曾透露，德国央行理事会的一些成员，一直对意大利是否有资格加入到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异议不断，但德国人的阻挠从来都没有多少成功的可能性。因为，虽然不准许意大利加入经济货币联盟在技术上是有根据的，但从政治层面来说却行不通一意大利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为%，是《马约》要求标准的2倍。
但比利时的债务占GDP比重高于意大利，为%。而当时比利时已铁定会成为经济货币联盟的成员，基于它与卢森堡已有的高度稳定的货币联盟关系一意味着比利时不可能被拒绝加入货币联盟。施莱辛格补充道：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不超过3%的要求。对意大利来说总是可以实现的，因为在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启动的前2年，意大利利率已降至德国利率水平之下，偿债成本因此减少。
意大利央行行长安东尼奥·法齐奥(钱皮的继任者)，为推迟他的国家加入经济货币联盟打了一场保卫战。他是欧洲各国中央银行行长中，唯一反对本人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人。法齐奥的想法与意大利央行前行长保罗·巴菲类似。巴到为在汇率无法变化的条件限制下，意大利的工业与德国这类成本低廉的欧洲国家相比会失去竞争力。
因此，巴菲在年时反对意大利在当年加入欧洲货币体系。意大利理普罗迪曾说：说法齐奥对欧元持怀疑态度算是个婉转的说法。他其实是强烈反对欧元的。他尽其所能来阻止欧元的诞生。他的怀疑要比巴菲多得多。法齐奥当然知道加入到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决定，是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而非央行的决定。但钱皮和我仍不得不做大量的工作，防止他对欧元造成负面影响。
意大利中央银行的其他成员并不同意法齐奥的观点。“我们相信，货币联盟将成为让我们在欧洲层面恢复一些主权的机制。我们会成为欧洲中央银行委员会的一员，而且在制定欧洲货币政策上我们会有话语权。”
长期担任意大利中央银行外汇主管的法布里齐奥·萨科曼尼解释道：“尽管法齐奥作为一个央行行长不情愿承认这一点，但他确实也感觉到，为了恢复竞争力并支持经济活动，我们不得不经常性地让里拉贬值。”在法兰克福召开的欧洲货币局会议期间，法齐奥并未透露任何反对货币联盟的观点。
不过，他的立场导致他与意大利中央银行经验丰富的外交专家托马索·派多亚一夏欧帕之间产生了强烈的矛盾。夏欧帕是知名的欧洲经济货币联盟支持者，后来他在年加入到欧洲中央银行由6名成员组成的执行董事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