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与商人的爱恨情仇 [复制链接]

在传统的封建社会中，官僚体系之外的国民分为“士、农、工、商”四等，士人远高于商人。画家自古作为颇具才华的文人士子，本应视金钱如粪土，耻于与商人为伍。然而，历史的事实并非如此，许多著名的大画家背后往往都有商人巨贾的支持，画家与商人之间形成了十分紧密的关系，这种情况到了近代随着画家职业经纪人——画商的出现而成为绘画家的一种基本的运作模式。

古代文人出名，大多必须获得官方的承认，宋代国家画院的设立更是将画家的才能和官方的身份结合，否则很难获得广泛的认可。明代之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上从事垄断商品经营的一批商人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如盐商、丝绸商、茶商等，而闻名天下的徽商和晋商就是就是依靠明代特殊的盐引制度而登上历史的舞台。而扬州作为明代新的交易中心和名符其实的盐商之都，便成为晋商和徽商聚集之处，与此地的文化名人一起营造出明清两代中国文化史上著名的扬州画派。

相传明代大画家仇英，有一幅手卷叫《子虚上林图》，这个手卷是是明代著名画家仇英为富商周六观的母亲八十大寿所作，富商为此支付千金前后历时共六年。画成后仇英邀请文徵明题写了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后严嵩之子严世藩得知此画，向周六观索取。周六观献给严世藩一副《子虚上林图》的摹本后全家出逃。《子虚上林图》，后来成了中国美术史上很著名的作品。身为富豪的周六观宁可冒着杀身之祸，也不愿把仇英的真迹交与权贵，也算是别样的一种为艺术而献身了。

有明一代，画家和富商的结合似乎水到渠成、彼此成全。少有人为此而质疑画家文人的品格，也较少有人嘲笑商人附庸风雅。这应该说是和当时江南苏州、杭州和扬州一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萌芽和意识的觉醒不无关系。而扬州作为当时水陆交通的枢纽以及晋商和徽商的聚居地，便成为当时领时代之风气的必然之地。这样，在市场力量的催化下，扬州八怪便不失时机的走上了前台。

扬州八怪身处富甲天下的扬州，大都与富商交好，并且在经济上形成依附关系。即使是曾经是正处级官员的郑板桥、李鱓，做过正局级官员的李方膺等人也放下多年宦海生涯对商人阶层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成见和歧视，与盐商巨贾多有往来。郑板桥有诗对这种关系进行了形象的描述：“写来兰叶并无花，写出花枝没叶遮。我辈何能构全局，也须合拢做生涯。”说明郑板桥当时对于绘画作品和画家的市场化运作已经有较深的认识，同时对商人的积极作用也给与了正面的评价。

历史的看，画家和商人的往来交际取得了双赢的结果：画家能够凭借商人的资助安心于艺术创作，追求个性风格的创新；商人则在与画家的交往中，获得了文化和精神的全面提升，附庸风雅的盐商们最终逐渐变成了传统文化的积极维护者，其后代子孙也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变成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群体，徽商更是成为中国商业史上著名的儒商。扬州八怪更是在强大市场影响力的盐商推介、推动之下，成为传统文化史上一股重要的力量。

明代的扬州成为文化重镇与盐商对画家士人的经济资助不无关系。盐商对当时的画家大多给与了巨大的帮助。如华喦就是在盐商的资助下才能从杭州到扬州来卖画，并在晚年和盐商汪玉枢结成儿女姻亲。盐商们长期供养扬州八怪，盐商经常帮助八怪还债，甚至出资为他们娶妾，常以重金收购八怪的字画。如画家郑板桥因无钱还债，躲进了镇江的一处寺庙，与盐商马曰琅相遇，两人交谈很是投缘，郑板桥告诉他逃亡的原因。后来郑板桥回到家中，发现债务己经被还清了，房子也修葺一新，才知道是马曰琅给他家送来二百两银子用来应急。后来郑板桥去了京城，山西商人程雨震与他相识，程雨震主动出资为板桥娶饶五娘，对此郑板桥感激涕零。

根据江苏书院志稿中记载：“两淮盐利甲天下、书院膏火资焉”。安定书院碑汇中也记载了这样的事实：“扬州故属郡治，两淮商士萃处于斯，资富能训，英才蔚起，咸踊跃欢迎，愿光盛典”。附庸风雅的盐商不仅通过投资教育事业来间接影响当地的学风，而且还不惜重金地收藏大批书法字画。由于盐商与画家之间的关系甚密，因而扬州八怪等画家可以对这些古籍字画随意阅览，甚至临摹。长此以往，扬州八怪的见识和绘画技能都得以极大的提高，成为开创新的画风和时代面貌的一代巨擘。明代之后，清代的新安画派也与盐商之间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得力于盐商的资助，新安画派盛行一时。

商贾经商而贵，积累大量财富，想要改变在众人眼中文化修养不足的形象，于是绘画就成为改变商人社会形象的一个极好的载体。这种情况及即使今天仍然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当代的李嘉诚、王健林等巨富也都是在富贵之后把目光投向了珍稀书画的收藏。其中，著名画家吴冠中的作品之所以动辄几千万、甚至上亿就和王健林对其绘画作品的收藏和推广有着极大的关系。

画家与商人的结合从名利来看总体上属于双赢，但是并非没有负面影响。画家既然受惠于商人的资助必然要迎合商人的需求，不能一味的按照自己的性子，这样便使得画家的风格和题材都尽可能的避免曲高和寡。近代以来的诸多绘画大师都已经逐渐远离了米芾、苏东坡、八大山人等纯文人画的风格，而展现出雅俗共赏的特性。由于富商多喜购求能够彰显出富贵气息的书画，此种画作多颜色艳丽，笔法精细，人物、花卉、禽鸟往往是主要题材，而对于水墨山水则不太感兴趣。近代的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张大千等大师的作品均带有很强的市场化追求，不能不说受到了商人好恶的影响。

画家与商人的关系也并非总是融洽的。随着画家名声日隆，常常疲于应付各种社会活动，因此画家常令其弟子代笔，却盖上自己的印章。据说，齐白石、张大千等人的画作有不少就是由子弟代笔的。当然这种情况下，一般弟子的绘画技艺已经足可和老师的水平相媲美，因而画商往往也很难辩其真假。但是时间一长，必然会有些许的风声外露，从而给画家本人带来不好的名声。而在当代画界，因为画家提供给画商的作品质量达不到要求，或者是不能按照合同交付足够数量画作的情况也不鲜见，有的甚至闹到打官司的地步，著名的如吴立平与范扬之间的官司，就是属于商人不满画家违反合同义务提起的诉讼；而画家范曾状告商人郭庆祥侵害其名誉权的诉讼，则是体现了画家和商人之间关系在当代的日益冲突。总体上看，当代画家相比古代画家对于市场的把握更加全面和精准，画家已经不单纯的居于画室潜心作画，而是运用娴熟的市场手段进行自我的包装和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