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法国现代史上发生了令人难忘的一幕。经历战后近２０年的社会动荡，法国与和西欧各国一样社会关系和社会道德等各个方面都面临着新的考验。劳工阶级和知识分子承受越来越重的压迫，迫切地要求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革；统治阶级想要继续使社会生活维持在旧的制度范围之内。从１９６７年开始，萨特就预感到一场社会风暴即将来临，一再告诫左派势力“团结起来”，为击败右派的进攻做好准备。在对布鲁塞尔《观点》杂志记者让·克劳特·加洛谈到欧洲知识分子的任务时说：“知识分子不应该试图制订具体的革命计划，而应该确定的是原则性的东西，从事分析批评工作。法国左派的首要目标，是在一个共同的任务的基础上实现团结。”１９６８年３月，萨特应友人、南斯拉夫作家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的邀请，前往南斯拉夫疗养。３月２７日晚，４名公立中等学校的男孩因为参加了一个反对越南战争的委员会而被捕。
４天后，巴黎大学第十分校南特大学一位名叫科恩·邦迪的学生领袖组织同学们占领了学校的行*大楼，以示抗议。随后几天，他们散发传单，扰乱课堂和考场秩序，要求反对越南战争、反对自己被迫服从的压迫。南特大学校长果断地采取了关闭学校的办法，但学生们又转移到索本大学。索本大学校长干脆叫来了警察，警察发射催泪弹、挥动大棒驱赶学生，还逮捕了其中几名强硬分子。这是一个世纪以来警察第一次践踏神圣的学府。这样一来，激起了学生们更强烈的反抗。巴黎中、高等学校教师联合会号召全体成员罢教；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决定在５月６日组织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５月６日，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如期举行。很快，学生与警察冲突起来。学生们推倒了圣·日耳曼林荫道上的路障，并向警察投掷石块；而警察则用高压水龙头和棍棒对付他们，在警察局内，他们把逮捕到的学生*打一顿后，扔进监狱。
矛盾进一步激化。５月８日，多名学生示威者挥动着红旗和象征着无*府主义的黑旗，高唱着《国际歌》从丹费尔特—罗歇路走向星形广场。他们的要求是：立即开放巴黎大学、撤回驻留在校的警察、释放被捕学生。萨特刚刚返回法国，５月８日这天就与波伏娃、米歇尔·列里、科莱特·奥德里、雅克·拉冈等知名人士联名发表声明对这次学生示威活动表示支持，呼吁“所有劳动者和知识分子从精神上或物质上支持学生和教师们所从事的斗争运动”。５月９日，萨特签署一项支持学生运动的声明，他说：“学生们为摆脱异化的社会秩序所做的一切努力是可歌可泣的。这场席卷全世界的学生运动震撼了自称为‘福利社会’的西方国家，它是对于一切谎言的最有力的回答。”５月１０日，当警方拒绝释放被捕的学生，而教师和学生联合会决定在拉丁区筑起街垒以作为回答时，巴黎警察局局长用扩音器宣布：警方将奉命清除街垒。
不一会儿，警察向学生和群众发起了猛攻，他们用警棍肆无忌惮地殴打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即使他们躲进街道两旁的公寓大楼，警察们还穷追不舍。愤怒的人们开始用焚烧汽车的方式作为反抗，冲突进一步升级。许多试图来帮助学生的无辜的过路人也遭到了暴力对待。这就是令人震惊的“盖卢莎克街事件”！一时间，居民们惊恐万状，社会舆论倒向学生一边，几乎所有有识之士都感到义愤填膺。第二天，卢森堡广播电台就发出了萨特那坚定有力的声音：“这些年轻人不愿意有一个与他们的父辈们一样的未来，也就是不愿意有我们这些人的未来，这种未来证明了我们曾经是一些怯懦的人。大学生跟大学，只有一种关系，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上街。”人们很快把萨特的讲话复制成成千上万张传单，在整个拉丁区散发。萨特感到自己已经被深地卷入了这次风暴，但他无意退缩，并有些兴奋：他希望这场运动将震撼当局的统治，甚至把它打倒。
５月１３日，由学生、左翼*派的领袖、工人代表团汇成５０万示威大*从共和国广场浩浩荡荡走向丹费尔特—罗歇路广场。人们高呼“学生、教师、工人联合起来！”“要受欢迎的*府”……拥有大学教师头衔的蓬皮杜总理赶紧下令打开索邦大学的校门，立刻，标语、传单、大字报和漫画贴满了校园。５月２０日晚，萨特和波伏娃等９位作家被邀请到索邦大学和学生们一起座谈，萨特和波伏娃无疑是学生们注意的焦点。“萨特要来了！”消息一传开，人们蜂拥而至，只能容纳４０００人的阶梯教室里挤入了７０００多人，而教室外的走廊上更是摩肩接踵、水泄不通。波伏娃看到听众们处于一种激动、亢奋的情绪中，紊乱的场面潜藏着闹事的危险，她不禁为被学生们拥走的萨特暗暗捏了一把冷汗。然而，当萨特的声音在教室里响起时，闹哄哄的人群立刻安静了下来。波伏娃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萨特首先毫无保留地赞成学生的行动，随后他提出自己的希望：学生们应坚守“你们创造的这种将打破一切既定制度的激烈的民主”。
接着学生们争先恐后地向萨特提问题，萨特一直回答了一个多小时。最后，萨特以激励人心的话语作为结束语，他说：“一种新社会的观念正在形成，这一社会将建立在充分的民主以及社会主义与自由的结合之上。”人们真诚地使劲鼓掌，掌声持久不衰。此后，萨特以《新观察家》周刊记者的身份采访了这次运动的主要学生领袖科恩·邦迪，他甚至试图为这些小左派分子在《现代》上开辟一块发表意见的讲坛。学生们也常常来征询这位久负盛名的支持者的意见。这场５月运动被称为是一场“萨特主义的”革命，这不仅因为这次运动的主体是几乎全都读过萨特的书、把他奉为精神领袖的青年学生们，而且因为在整个运动期间，萨特的态度始终是支持学生，利用自己的声望来对学生予以尽可能的帮助。五月风暴震撼了法国人民对于民主、自主权等观念的意识，从而间接地导致了戴高乐在１９６９年４月２７日的全国公民裁决中下台；并迫使*府接受进行社会改革的要求。
萨特首先表达了他对学生们改革教育制度的热情支持。比如１９６８年８月，意大利威尼斯电影节举行前夕，意大利电影界中的左派知识分子组织“意大利全国电影工作者协会”就站出来反对电影节的各种制度和组织机构。学生运动也影响到了西德的知识分子和舆论界。西德《镜报》记者古斯塔夫·斯德恩乔治·沃尔夫和梯德·威尔德在１９６８年７月中旬专门为此访问了萨特。对于萨特而言，１９６８年学生运动标志着他晚期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时起，他开始把主要精力转向社会活动，而只把一小部分精力放在著述上，只继续那些已经着手并即将完工的著述工作。另外，《五月运动》的成果之一便是产生了许多种左翼报纸，如《人民事业报》、《我控诉》、《人民之声》、《一切》等。这些单页的地下报纸观点激进，专门暴露社会阴暗面，其影响日益扩大，因而被当权者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它们由一些热情的左派分子在街头或大学校园里散发，而它们最忠实的读者是那些年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