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法国人MichelBonnin17岁，他想去印度流浪。
印度是那一年很多欧美青年的灵魂归宿之地。就连甲壳虫乐队（TheBeatles）也在年1月前往印度寻求精神导师。
和挂在脖子上的彩色珠串、围成一圈互相传递的大麻烟卷、随时随地发生的离家出走一样，印度是前后许多欧美青年认为理所当然的生活组成部分——历史似乎没有给这个时期什么眷顾，只用“乌托邦”形容这群年轻人对社会的期望，还留下来“嬉皮士”这样的代号称呼他们。印度代表对世界大同、世界危在旦夕的认知，寻求佛教徒和神秘主义的帮助，成为资本主义世界青年们的灵魂安慰。
从纽约、巴黎、伦敦、柏林、布拉格到东京与墨西哥，青年都在表达自己对现实的不满。不满的具体所指各种各样，反对集权主义、反对僵化教育体制、反对战争、反对消费主义、反对控制……有的时候甚至没有什么具体所指，只是为了彰显自己的话语权——有一个著名的口号，叫做“禁止禁止”。
禁止禁止的标语（图/Wikimedia）
他们是婴儿潮一代，MichelBonnin后来的总结则是“我们是全球第一代青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二十年间，全球各地爆发出生潮，这段时间出生的人，被称为“婴儿潮世代”，不过具体时间，各地有些不同。年到年期间，每名妇女平均生育率是5.0个孩子。这样的速度与数量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以MichelBonnin所在的法国为例，根据联合国人口统计司的数据，年法国的人口数约万，到了年增加至万人，20年间增加万人以上。
其中，大学生的成长更是明显。年法国的大学生只有17.5万名，到了年已经到了53万名。
不光是全球人口暴增，战后各国积极恢复经济活动。年到年，法国历经了一波经济增长，正式进入消费社会，这段期间的法国经常被描述为”光辉三十年”。
如此剧烈成长的人群，各国政府应接不暇。法国的高教系统因为满载的大学生，面临许多问题，不仅校园不够用，传统的教学与体制也无法让大学生感到满意。
年，斯特拉斯堡的大学生发表一篇论文《论学生生活的贫苦》（OnthePovertyofstudentlife）：“在法国，除了教士和警察，学生是遭受到轻视的存在。大学曾经受到尊敬，大学生曾经是他们骄傲的孩子。但现在他们错过了那个时代，现在的教育系统目标是培养机械化培养专门人才。现代经济体制只是要求大规模无教养，也不具备思考能力的学生。”
客观地说，年轻人拥有上一代所没有的物质生活，但他们并不开心。自由主义的、左翼的、前卫的思潮在各个角落迸发。尽管每一名受教育的大学生，对世界都有着不同看法，他们却有个共识：现在的社会太糟糕，我们要改变世界。
年抗议的年轻人（photobyJean-ClaudeSeine,《MEI68》
MichelBonnin就看不起他妈妈买的洗衣机。并不是洗衣机本身就什么不好，而是当时的他认为，辛勤工作，不过就是为了一台洗衣机，这件事本身“实在很没意义”。
有意义的事情是去印度，过着像杰克凯鲁亚克（JackKerouac）写的小说《在路上》那样的生活（虽然凯鲁亚克大了他十几岁），或者至少不要像他爸爸一样，做个老师安度一生。
正如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Mead）在她的名作《代沟》里阐述的观点：传统通过老一代传授经验以巩固社会知识结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年代，社会变化加快，知识、记述和生活模式不断更新，年轻人首先感受到了社会的变化，老一辈则裹足不前，什么都看不惯，很快就变成了孩子们的小学生。
知识易主。随着知识易主，权力也必将易主。所谓“乌托邦世代”的时代背景，便是要求“老家伙们”让位的时代——当然，要求归要求，这场诉求分散、缺乏目标和解决方案的运动，注定只会给历史留下青春的回响。“禁止禁止”，然而拿什么取而代之？谁来提出取而代之的方案？这些都成了飘荡在空中的羽毛。这也是这一批人的青春被称为乌托邦的最终原因。
回顾年的新年之初，各国对未来试图展现出一种积极的态度。《纽约时报》的头版标题写着：“世界辞别了动荡的一年，纽约城降下瑞雪”；联合国则宣布这一年是世界人权年。至于已经在法国执政10年的夏尔·戴高乐总统（CharlesdeGaulle）则向民众宣示：“我祝福年成为祥和的一年”。
与此同时，美苏冷战笼罩、越战炮火不间断、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突围、左翼组织声势高张、女权主义兴起、性解放运动箭在弦上。
然后就是我们熟悉的躁动的青年。在法国，资产阶级的孩子们形成一股“五月风暴”，并因为意外获得了工人阶级的附和，让整个巴黎陷入瘫痪（虽然年轻人们后来遭遇了“背叛”）。
当时法国社会的左翼势力慢慢浮出水面，无论毛派、托派，他们各自有拥护主张。声音不可谓不混乱。许多人把五月风暴与当时中国的文革相比拟，但MichelBonnin不接受这样的比拟，在他眼中，文革和五月风暴本质上完全不同。
现年69岁的MichelBonnin，早就有了一个中文名“潘鸣啸”，目前是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以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客座教授。当他谈起五月风暴时，依然忘我，他一点都不后悔曾参与这场运动，尽管后来失落过。实际上，他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包含对中国上山下乡知青运动的研究，都与年紧密关联。
年，法国知名杂志《新观察家》（LeNouvelObservateur）做了“五月风暴”40周年的回顾，标题写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假革命》。这是一些人对五月风暴的评价，毕竟那场期待推翻戴高乐政权的运动，最终没有获得成功。不过，还是对社会起了深刻的影响，并且成为后续几十年的改革方向。
法国反越战的群众（图/manhhai＠flickr）
如今是五月风暴的50周年，也是这一代、或者说乌托邦世代的50周年。《布拉格之恋》的编剧让克劳德卡利耶尔在那本《乌托邦年代》里形容当年人们珍视的乌托邦如今已经变成了乞儿，“历史欺负它，电视新闻压得他抬不起头，人类社会的种种不断地否认它，但是，它是一首倔强的歌，很可能永远也打不倒，摧不毁，它是我们生命的实体中一个不可少的组成。”
潘鸣啸最终没有去成印度。他的护照被爸爸没收了。但他说年代从未离开过他。
他的自述，或许可以帮你更了解当时一个年轻人到底经历了什么。
我们是”被宠坏的”全球第一代青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经济发展一直很好，全球都往现代化迈进。
我说我们是“全球第一代青年”，因为这是第一代有这么多年轻人可以上学，这很重要，以前可没有“青年”这个概念，除了一小部分菁英，大部分人小学毕业之后就要去工作了。
我说的“青年”是指有思想的一群人。“青年”当时也变成一群消费者，很多公司都专门要给青年做产品。也因为青年有时间，可以思考改变世界，那个时候我们真的相信可以，有这种乐观。我们觉得必须保护自己的利益，改变那些受不了的传统。
我家不是什么有钱家庭，我父亲是小学老师，母亲是打字员。因为经济发展，尽管他们的工资不高，但在我十几岁时，父亲就买了一台汽车，虽然是比较破烂的汽车，但有车就可以去度假，还是很好的事，几十年前根本不可能。
可能是变化太快了，我对消费社会真的很反感，父母都不反感。像我妈就很开心有台洗衣机，以前他们要手洗，但我觉得你拼命工作，只为了买一台洗衣机，实在很没意义。
从客观角度来看，我们确实是幸运者，但我们当时根本不知道，只觉得那是正常的事，最不正常的就是我们的精神生活。
我们被宠坏了。
高三的时候，有一天我跟父母说“我要去印度流浪”。
高考之前，我对念书不感兴趣，跑去做一堆别的事，像是学习当演员、学习弹钢琴等。后来我就决定跟朋友相约去印度。
当时我看了一本书叫做《在路上》，还有一本是说诗人去印度流浪、抽大麻、写诗。这种生活我很向往。我觉得我是一个反叛的青年，不想当个普通人，更不想在消费社会里当个普通消费者。
这种社会太庸俗，我们对精神要求可是很高的，像我就对印度和中国的道教就很感兴趣，那是一种反叛主流社会的倾向。当时我还写诗，可以说是一个文艺青年。
在这之前，我曾经跟一个朋友搭顺风车去摩洛哥、土耳其，那里很多传统的东西，像是漂亮的篮子、碟子，但他们却不要，反而想要塑料的东西。我就觉得塑料的产品有什么好的。
搭顺风车期间，我们在车站月台上睡觉，反正什么都做过。
期间因为高考放榜，朋友没考上，必须赶回巴黎准备考试，我把身上的钱都给他买火车票，最后我只剩两三块钱，只好一路搭顺风车回去。回到法国的时候，我已经饿了两天，只能在街道上喝水。
当时，搭顺风车旅行还是比较普遍、流行的事。我们后来知道是很危险的事，有些人搭顺风车就被打、被强奸。
很有意思的是，因为德国人很保守，他们觉得“搭顺风车”这件事实在太危险，但既然你们做了，只好帮忙，所以就一定要带你们上我的车，免得发生什么事。所以说，德国人的车最好拦。
最后，我没去成印度，因为我的护照被我爸收起来了。
我朋友独自去流浪了，也就是说，年他不在法国。等他从印度回来之后，我觉得我们没有共同语言了。因为我的变化很大，他没变。所以说这个历史事件，不但产生客观变化，也有主观变化。
法国的大学教室里挂著马克思的标牌（图/Wikimedia）
都是混凝土建筑的大学校园，很没气氛！无趣！
年3月，一篇发表于《世界报》的文章〈法国人百无聊赖〉，说明法国正变成这样一个社会：毫无特征、非个人化的工作人员专心于一系列没完没了的、毫无意义的官僚差事。社会生活凝结成一场徒劳无功的、日常熟知的例行公事，这种情形被贴切地概括为“地铁——工作——睡觉”。
我的父亲是小学老师，他希望我也当老师，但我才不想当老师，不想跟父亲一样。
搭顺风车期间，父亲安排我去法国高等师范学校上备课，那是法国最菁英的高教。我父亲当然希望我上这所学校，因为我成绩很好，他觉得是可能的。
我一去上课，就觉得很闷。哎呀，那些同学我真的受不了，他们都是一群小官僚，明明这么年轻，心态好像很老了，而且这里还要上很多课，像是我讨厌的地理课，所以我就自己退掉了，跟父亲说我要上普通大学。
最后我去南泰尔大学，我决定学哲学。
我13岁就看了萨特，其实我不太懂，但我觉得很时髦。我受到他的影响不是政治影响，我很反对他对中共的认同，那是不行的，但我觉得他对自由的阐释与理解，影响我很深。
就读南泰尔大学的决定，并没有引发家庭革命，毕竟自从我说要去印度流浪之后，父亲觉得只要我还肯上学，他就满意了。
其实，我选择南特尔大学就只是因为离家近，不过因为学校才盖没多久，周围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北非移民的贫民窟。戈达尔（Jean-LucGodard）还拍过一部片《中国姑娘》（LaChinoise），里面有很多南泰尔大学的镜头，因为觉得是很特殊的现象。我们学校真的很怪，什么都没有，只有几栋混凝土的现代大楼。
那个时候有很多年轻人上大学，政府就盖一堆新大学，有些还是军队用的地方。这种校园真的没有气氛，全是混凝土的楼，灰色的墙。
不过，索邦大学就不一样，他们有几百年历史，那些建筑就很好。南泰尔大学就像是沙漠里突然出现几栋楼。
我在想，我们会有极端的思想，跟这个环境可能是有一点关系。
从“性自由、性解放”开启的五月风暴序曲
潘鸣啸所就读的南泰尔大学（也就是巴黎第十大学），在“五月风暴”时起了关键影响，当时这里有个别称是“疯狂的南泰尔”，好几个学运组织与领袖，包含人称“红色丹尼”的学运领袖丹尼尔·柯恩·邦狄（DanielCohn-Bendit），全来自南泰尔大学。
由于当初为了应付人数满载才建的校园，南泰尔大学的附近根本来不及规划，学生完全没有休闲去处。了无生气的校园，加上一大群年轻气盛的青年，形成诸多不满。对于学生来说，宿舍变成唯一的休闲去处。但当时有个保守的规定，只有年满21岁或是有家长许可，女生才可以进入男生宿舍，反之，男生不能进入女生宿舍。因此引发1.1万名南泰尔大学生求宿舍探视权。
年3月开始，就有男学生要求进女生宿舍，因为抗议行动，还有学生被罚，但一直有人抗议，隔年也有。
直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笑我们的运动是从要求进女生宿舍开始，但很有意思，因为这也是我们很重要的要求，就是要求性自由、性解放。
我记得有次学校盖了一个新的游泳池，青年部长弗朗索瓦·米索夫（FrancoisMisscoffe）来了，有一个学生，也就是后来很有名的丹尼尔·柯恩·邦狄，跑到部长面前说：“部长先生，我读过您关于青年问题的白皮书，里头没有一个字是关于性问题的”。
部长回他，“你跳进游泳池，就不会再想这个问题”。柯恩·邦狄回应部长，“你可以当希特勒的青年部长”。我觉得，柯恩·邦狄就是这个时候开始有点领袖气息。
其实我有朋友，他们还是学生的时候就同居，后来女生怀孕，想要堕胎，但堕胎当时是非法的，最后只好找黑医生（非法医生），还得借钱。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太可恶了，为什么不允许堕胎，法国传统天主教的影响社会很多，戴高乐正是代表这种思想的体现，所以我们更觉得需要自由、开放的社会。
另一方面，我19岁以前本来对男女关系很害羞，但后来那个什么性解放运动就成功了，至少在我身上。
我一开始不太自信，但你闹革命哪还有什么时间想这么多，就要全部投入。那个时候我开始留胡子，因为闹革命没时间刮脸啊！后来，我发现女孩子好像喜欢留胡子的男孩子，所以就继续留胡子到现在。
我想所有革命里都会让每个人更兴奋，这绝对是包含在性方面。革命时期，这方面会很投入。
年，法国社会的左翼势力兴起，毛派、托派各自有拥护者
在贝多芬协奏曲的狂响之下，学生占领校园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众媒体发达了，全球的事情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也可以马上看到照片和影片。那个时候最重要的事就是越战，我们每天在电视、报纸上都会看到很多报导，还有一些很可怕的照片。
我觉得这个社会怎么可以容忍这么残酷的战争，虽然我们不像美国人感受直接，因为我们不需要当兵，但还是觉得西方世界，有很多不道德的问题。
法国和美国作为主流社会，为了反共，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再加上那个时候非洲、南美洲也发生一些事，令我们不高兴。
3月21日我们学校有个学生被抓了，因为他反对越战，跑到巴黎市区的美国捷运大楼外面把橱窗打破，接着就被警察抓了。
后来有一些活动分子在学校里示威，他们决定透过占领行政大楼来抗议。
那一天，行政大楼刚好有贝多芬协奏曲的音乐会，我跟我女朋友刚好买了票去听，因为学生很多，所以柯恩·邦狄想把握机会，音乐会结束的时候，他突然冲上舞台，接着就向底下的观众说，我们占领行政大楼、反对大学不保护学生、要求释放学生，反对越南战争，还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注：组织名称就是“三二二运动”）
当时，台下的一些观众觉得柯恩·邦狄想干嘛，有些疑惑，但我一点都不反感，反而对他印象很深，觉得这个人很会说话。
有趣的是，年我在布鲁塞尔跟柯恩·邦狄在一场会议遇见，我们一起喝咖啡，我提醒他这件事，结果他还记得当天是贝多芬的钢琴协作曲，我称赞他记忆力很好。
法国五月风暴学运领袖丹尼尔·柯恩·邦狄（图/thierryehrmann
flickr）
关闭南泰尔大学，触动“五月风暴”
从4月底开始，几乎每天，法国各地都会有零星抗议活动。每一场抗议都激化了学生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同时也把柯恩·邦狄的地位往上推高。
5月2日，巴黎大学总部因为”三二二事件”召集柯恩·邦狄与其馀7名学生。此举引发南泰尔大学学生的抗议，他们在课堂上鸣笛、作乱。南泰尔大学校方还向教育部长建议关闭校园。接着，南泰尔大学的学生跑到了巴黎市区的索邦大学。隔天，索邦大学校长让·罗什（JeanRoche）向警察局局长莫里斯·格里莫（MauriceGrimaud）发出了书面申请，请求”清除”索邦大学的庭院。
一开始，我们学校关闭的时候，我先回家做别的事，毕竟那时候不像现在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