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很清楚我是否真的可以说我曾是个女孩——很长时间以来，我在某种程度上是个男孩。我不清楚，谁又清楚呢？这是会变化的。”
——蒂尔达·斯文顿
毋庸置疑的是，在今天，传统的二元性别体系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松动。人们对于性别的理解早已超越生物性征，走向更为弹性与复杂的社会学建构。当你在网络上搜索“性别分类”相关的关键词，将获得超过60种性别分类标签，其中不仅有人们熟知的LGBT、酷儿、无性别，还包括两性人（Androgyne）、顺性人（Cis）、性别流动（GenderFluid）、泛性别（Pangender）等非传统性别。
性别究竟意味着什么？当“性别多元化”日益成为社交媒体的热门话题与身份标签，我们真的理解“性别”这一概念的由来与发展吗？
在新近出版的《性别是流动的吗？》一书中，利兹大学的社会学和性别研究副教授萨莉·海因斯为我们检视作为社会性别理论中的“性别”概念。
海因斯指出，关于性别的理解和实践，不仅从历史的或跨文化的角度来看是多变的，即便在同一时段同一国家也可以截然不同。追溯不同时代与社会对于性别的理解与观念，我们会发现，性别问题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议题，它一方面与阶层、种族等社会范畴紧密交织，又内嵌于不同的历史、社会与文化框架之中。
就当下种种关于性别的社会议题来看，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基础简明的性别理论框架。例如性别并不是由生物学来确定的，性别的生理面向与性别认同、性别表达共同组成人们对于性别的理解与实践。
除此之外，作者也在书中探究了当下如火如荼的性别平权运动与性别多样化的具体实践。无论是#MeToo运动，还是粉红纠纷运动，这些抗争与实践的基础都是试图质疑和挑战传统对于性别运作的预设，也为我们打开思考性别平等与性别多样化的更多可能。
以下内容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性别是流动的吗？》一书第三章部分内容。摘编有删节。
《性别是流动的吗？》，[英]萨莉·海因斯著/[英]马修·泰勒编，刘宁宁译，梯·中信出版集团，年9月。
原作者
[英]萨莉·海因斯
摘编
王青
不同文化中的性别多样性：从印度到墨西哥
西方的性别体系一直以来主要是遵循二元模式，男女两性被视为仅有的性别分类，同时女人和男人被认为根本上不同。环顾全球范围内的性别体系，我们了解到，其他地方情况并非如此。
历史上，数不清的族群的性别经验与只分男女的性别模式相异。譬如印度社会，性别多样性在其神话和悠久的历史中有着鲜活的传统。作家雅各布·奥格尔斯（JacobOgles）在《19位性少数印度教神灵》（19LGBTHinduGods，）一文中指出：“几个世纪以来，印度教的文学、神话和宗教典籍以神性特征来挑战性别二元论。”值得一提的是，中性人社群长久以来都是印度文化的一部分。
关于中性人的史料记载包括可上溯至约公元2世纪（学界就此存在重大分歧）的《爱经》（KamaSutra）中的相关描述，以及《罗摩衍那》（Ramayana，公元前年）和《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公元年）。年塞雷娜·南达（SerenaNanda）的一项研究显示，中性人社群中的大多数成员出生时都被认定为男性，即便其中某些人是性别交叉者。她发现中性人生活在组织严密的社群中，形成了她所谓的一种“制度化的第三性别角色”。历史上，中性人被认为是无性恋者，以其神圣特质而著称，但是在当代印度社会，其中很多人靠从事性工作和某些宗教祈福祝祷活动来赚钱。年，印度在法律上承认他们为第三性别——尽管并非所有中性人都欣然接受这一分类。
图中的中性人群位处南亚，hijra一词被当地人用来指称跨性别者和性别交叉者。传统上他们是社会中备受敬重的成员，但如今许多中性人却在饱受歧视与贫困之苦。
还有一些文化同样认可不只存在两种性别。
在拉丁美洲的许多地区，“反串者”由来已久。历史上，他们被理解成既是男人也是女人，但是今天，就像印度的中性人，他们通常被视为第三性别。墨西哥萨波特克（Zapotec）文化中，“第三类”传统上被看作早于西班牙殖民体系中的第三性别，时至今日这个词有时被用作跨性别的同义词。“中间人”在某些波利尼西亚文化中有其传统地位，而在萨摩亚社会中，“第三类人”扮演着特定的文化角色；传统上，一个家庭如果缺少足够的女孩来辅助家务劳动，男性子嗣就会被抚养成“第三类人”，展现出男性和女性的双重特质。“人妖”指的是泰国和老挝的性别多样化者，性别多样性在中国、伊朗、印度尼西亚、日本、尼泊尔、韩国和越南都有文献记载。印度尼西亚有着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人口，那些出生时被认定为男性的瓦里亚人，公然地如女人一般生活。
年，在墨西哥胡奇坦市，一名跨性别女子与其男友喜结连理，胡奇坦是个接受性别多样性的母权制渔村。
在有关性别多样性的讨论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将性别置于本地化的理解和习俗背景中。
举例而言，大量的性别多样化社群，像是祖尼人中的a’mana，winkte，alyhaa和hwamee，传统上就存在于众多美洲原住民部落中。这些社群中的成员最初被早期法国探险者称为“博达切”（berdache，这个法词语指的是男同性恋关系中更为年轻的一方），而后被殖民者更为广泛地使用。今天，他们一般而言更喜欢被称为英语中的双灵人，考虑到博达切的转义带有殖民性和贬义，双灵人是个更受欢迎的概括性词语。历史上，双灵人通常在部落中备受尊重，被视为经受了男女双重灵魂赐福的人，然而20世纪期间，来自欧美的和基督教的影响摧毁了这一传统。
年在印度尼西亚日惹的Syawalan传统节庆期间，瓦里亚社群的以为成员在涂脂抹粉。
性别多样化的混淆阐释：从同性欲望的化身，到性学理论中的“倒错”
20世纪末以前，人类学研究通常都将性别多样化的实践阐释为同性欲望的化身。
一些聚焦于美洲原住民性别多样化社群的研究，将这种文化传统解读为同性恋生活方式的体现，尤其是因为生物学上为男性但表现出女性特征的双灵人通常与具有男性气质的男人成婚，反之亦然。美洲原住民部落中的一些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成员选择将自己形容为双灵人，站到尊重另类的性或性别化生活方式的文化传统的行列中。其他一些转而将双灵人表现为跨性别文化的人类学家，已经质疑了将双灵人定位成同性恋先祖的做法。
然而“变性”是个相对晚近的西方概念。正如更加当代的阐释所提出的，双灵人有可能既不代表同性别的经验，也不代表跨性别的经验，而是表明在原住文化内部存在一种另类性别或性群体，而在西方却没有与之相对等的性别或性群体。
板湖社会福利社组织了“年中性人嘉年华”。图中两名中性人正在为游行做准备。
混淆性别多样化实践与同性恋非常常见，尤其是在西方文化中。
这种混淆部分地植根于这一事实，即性别与性倾向在许多社会都被视为紧密相关的。如果一位跨性别者选择从男性变成女性，但变性之后依然受女人吸引，以社会的眼光来看，这就不只是从男性变为女性，也是从“直的”变成了同性恋者—即便事实上她的性取向没有发生实质变化。
另一个因素或许是，在20世纪欧洲和美国的性学发展的早期阶段，对于人类性倾向的研究，也为理解性别多样化者开启了新途径。
在前工业化的欧洲，对性行为的管控就像对道德行为的管控，被当作一种宗教的或精神的议题，并落入教会的职权范围。性学标志着人们对于性倾向的理解摆脱了宗教和道德的框架，因为它成了科学探索的主题。整个19世纪，在社群中和法庭上，医生和科学家们成为有关性常态和性异常的举足轻重的教导者。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在《性史》（TheHistoryofSexuality，）中主张，这一时期针对性倾向存在一种根据类型和身份认同，而非行动与行为的重新界定。
《性经验史》，[法]福柯著，姬旭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年1月。
性倾向成了“我们是谁”的一个重要面向，而不单是我们做了什么。
思考性倾向的这类方式，反映了一种二元的生物学模式。性倾向以“正常”与“异常”的二元对立被分类；婚姻中生殖性的异性性行为就是正常的，其他性行为就被建构为作为对立面的异常。大量的性经验被病态化。易装与跨生活的性别经验起初是被放进类似同性恋的框架内来理解的。同性恋以及性别多样性被视为出于生物学上的缺陷而对异性恋作低级效仿。同性恋和肛交在历史上通常被判定为非法的或是被建构成非自然的，但是性学令其得以医学化、病理化，同性恋和性别多样性在医学上均被视为异常。
在性学的思维方式中，倒错（invert）的观念意义重大。
人们相信，性倒错表明了性别特质的某种天生的颠倒：男性的倒错会对传统上女性的爱好和着装有好感，反之亦然。这种看法见于著名性学家霭理士（HenryHavelockEllis，—）的七卷本著作《性心理学研究》（StudiesinthePsychologyofSex，—）中。据他所言，倒错表示“性本能因天生的体质异常转变为对同性的个体有冲动”。在相似的脉络下，性学家理查·冯·克拉夫–埃宾（RichardvonKrafft-Ebing，—）于年将同性恋阐述为女性性倒错的结果，“男性的灵魂，在女性的胸怀下喘息”。早期性学将性别与性倾向视作内在相关的：男同性恋是有艺术天赋的、柔弱的；女同性恋也是有艺术天赋的、男子气的。
性倒错的概念很快就在社会上更为广泛地流行起来，并在文化表征之中清晰可见，拉德克利夫·霍尔（RadclyffeHall，—）的《寂寞之井》（TheWellofLoneliness，）就是其中的典型。
年拉德克利夫·霍尔与“乔布里琪女士”乌娜·文森索在一起。霍尔最为人所知的是她的半自传体小说《寂寞之井》。其中描绘了性倒错这种19世纪对于跨性别和同性恋认同的合并。
小说讲述的是“倒错的”史蒂芬·戈登的故事：出生时被认定为女性的她渴望成为男孩，并在成长过程中变得更为雌雄同体，或曰中性气质，她还与一位名叫玛丽的女性发展出浪漫关系。就如小说所描述的，史蒂芬“憎恶她那有着强壮肩膀、小而紧实的胸脯和运动员般修长胁腹的身体。终其一生她都必须拖着这副身躯，就像在她的灵魂上强加了丑陋的桎梏”。霭理士在该书序言中写道：“这是第一部以完全忠实且毫不妥协的形式，将性别生活中的某一独特面向呈现出它的本来面目的英文小说。”
我们可以从这部小说中看到性学在两个重要方面的影响：一是女同性恋者即为倒错者的观念；二是将性别与性倾向混为一谈的方式。
这一时期，性学研究与事关非异性恋（或性别多样化）经验的文化形式被认为是下流的，且可依《年淫秽出版物法案》进行告发。出版方面，《寂寞之井》在英国依法被禁，审判时法官陈述道：“无论如何，我毫不犹疑地宣称这是一部淫秽的诽谤之作，它会轻易腐化那些手握它的人，这本书的出版有伤风化……”
性别多样化的实践在这一时期并不受法律管控，但是性别多样性被纳入了福柯提出的对“非常规”（peculiar）的性的医学化之中。
即便易装的习俗和跨性别表达由来已久，医学研究直到年才创造出“transvestism”（变装癖）这一术语，迟至年才发明“transsexuality”（变性欲）。
著名性学家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机器伴侣在性学研究所的一次聚会上被拍摄下来，右二为赫希菲尔德，留着八字须，戴眼镜。
《变装癖者》（Transvestites，）是性学研究者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MagnusHirschfeld，—）的开创性研究，对变装的具体做法进行了分类。
在书中，他将变装定义为“穿着与其性器官所表明的性别明显不同的性别的外在装束的冲动”。霭理士也反对普遍存在的将对同性别的欲望与易装混为一谈的做法。
易装与跨性别生活经验已成为医疗干预的焦点，既包括诊断，也包括治疗。
正如前文所述，性别多样化或性别交叉（intersex）的个体在印度教文化和某些美洲原住民部落文化中，可以扮演某种独特的宗教角色。
古希腊神话也大量涉及雌雄同体、跨性别习俗和性别交叉；例如，阿芙洛狄忒——更常见的变体是被描绘为阿芙洛狄忒女神——的神像显示，他/她既有乳房也有阴茎。诸多当代资料足以表明，在祭祀阿芙洛狄忒期间，男人和女人会交换服饰和性别角色。
在宗教世界之外，戏剧中的易装史至少可上溯至古希腊时期，彼时男性演员同时饰演女人和男人的角色。日本的歌舞伎和元朝的中国戏曲都以易装为特色。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英格兰，类似的情况也是真实存在的；莎士比亚的几部戏，包括《威尼斯商人》《皆大欢喜》和《第十二夜》，更是充分利用这一形式，让女性角色（一般由男性演员来扮演）穿着男性服饰—一种双重蒙骗。晚于莎士比亚一个世纪的16世纪初，上层男性穿戴精心装扮的服装、假发、化妆品和珠宝已是家常便饭。这般修饰并不意味着同性恋—如后来一般—而是代表财富和声望。
图为19世纪英国画家兼书籍插画师理查德·弗雷德里克·皮克斯吉尔的作品，描绘的是莎士比亚的喜剧《第十二夜》中奥西诺公爵和他的爱人薇奥拉（假扮成男孩）。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英格兰，男性演员扮演女性角色稀松平常，薇奥拉的易装又带出额外一层纠葛。
历史上也有一些事例是女人穿上男装，像男人一样生活，为的是接近那些不向女人开放的专属男性的职位或消遣。
众所周知（但可能是虚构）的事例之一，就是中国北方的花木兰，据说她女扮男装为的是帮助年迈的父亲逃避兵役。在英国，汉娜·斯内尔（HannahSnell，—）以詹姆斯·格雷（JamesGray）之名加入皇家海军，并于—年参加了战斗。斯内尔因伤退伍，并获得军人抚恤金。在美国，爵士音乐家比利·蒂普顿（BillyTipton，—）去世后，人们才知道他的身体在生理上是女性。人们相信，蒂普顿在他成年生活的早期就已经决定，作为男人会拥有更多的机遇和成就。
社会内部给予这类实践的空间始终在变动。性史学家伊恩·麦考密克（IanMcCormick）已通过文献证实，18和19世纪间，被称为“mollyhouse”（同性恋酒吧）的俱乐部为男扮女装提供了空间。20世纪20年代，几位有影响力的作家、艺术家和哲学家—包括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Woolf，—）、拉德克利夫·霍尔和格鲁克（Gluck，—）—打扮成雌雄同体的样子，穿着当时中产阶级男性的服饰：西装、衬衫、马甲和领带，还有拷花皮鞋。
20世纪30年代起，西欧地区医疗技术的进步使得当时所谓“改变性别的”（sexchange）手术得以实现，不仅跨性别生活和易装成为可能，生理上改造身体也有了可行性。
丹麦画家莉莉·埃尔伯（LiliElbe，—）是最先为公众所知的接受了变性手术（这是它现在的叫法）的跨性别女子，手术最初是在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的指导下于德国进行的。身体改造只是有关性别的具身化与认同之看法的更广泛变革的一部分。
随着20世纪60年代进行手术变得更加容易，“变性”（transsexual）这个词语被大众化，用以描述接受过手术的个体。这一时期，美国对于跨性别经验的研究有所发展。哈里·本杰明（HarryBenjamin，—）的《变性现象》（TheTranssexualPhenomenon，），罗伯特·斯托勒（RobertStoller，—）的《性与性别》（SexandGender，），以及理查·格林（RichardGreen，—）与约翰·莫尼（JohnMoney，—）合著的《跨性与变性术》（TranssexualismandSexReassignment，），就是最众所周知的例子。
莉莉·埃尔伯的肖像画，是由她的妻子、丹麦艺术家格尔达·韦格纳于年创作。
这些文本中显而易见的观念是，变性者被生在了“错误的身体”中。
手术被定位成恰当的治疗，以使身体与性别认同和谐一致。不变的是，人们依旧将性别多样性看成是病态的。
在《跨性别男性与女身男心者》（TransmenandFTMs，）一书中，跨性别男性作家杰森·克伦威尔（JasonCromwell）将他对于变性相关信息的初步搜寻描述如下：“考虑到注射激素和接受手术的可能性，这项研究将会指出我的错误，除非我愿意承认自己脑子有病（精神错乱、神经官能症、人格分裂和妄想，还有抑郁和偏执的发作），并向手术致残屈服。”
尽管自20世纪初以来，对于性倾向与性别的看法经历了重大变革，然而经由性学建构起来的模式始终难以转变。对于性别和性倾向的理解继续纠缠不清，在许多当下的理解中，性倾向仍然与性别相关。
年，乔治·乔根森因在丹麦的一系列变性手术而离开了纽约。图中肖像作为示例表明了媒体对于变性“之前”与“之后”的故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