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茵场内外，暴力为何如影随形？足球流氓拥有怎样的心理动机和临时行为？足球为何有特殊的魔力，在召唤激情和理想情怀之余，还能放出民族仇恨和性别霸凌的黑魔法？
为期一个月的欧洲杯已然落幕。这是全球疫情之后举办的第一场大型体育赛事，压抑已久的人们暂时放下隔离与社交距离，披上国旗印上彩泥，为了某种相同的信念再聚首。除了创纪录的乌龙球数和点球不进，此届欧洲杯也有许多出乎意料的意外球局和矛盾冲突。比赛结束，热闹的人群散去，这场巴赫金式的狂欢正在逐渐平息，留下伦敦莱斯特广场和温布利球场外街道成堆的垃圾和被破坏得支离破碎的公共设施。这一幕颇具有符号意涵地提醒我们，赛事的精彩圣光褪去，却露出了绿茵场外一些黑暗角落。暴力攻击、行为失序和敌对情绪却在绿茵场内外肆意弥漫。
足球是竞技体育的明珠，欧洲杯更是顶级足球赛事中的重头戏。竞技带来竞争，竞争发展成敌意，球场上失控的敌意蔓延上升成对身份或国族的仇恨。7月8日，丹麦明星球员埃里克森在比赛中突然晕倒。得益于提前准备的AED设备与医疗队的快速反应，丹麦“国脚”从心脏骤停中恢复，与死神擦肩而过。但随后丹麦国歌响起时，英国粉丝仍然刻意喧哗起哄。同一场球赛，观众席上燃放烟花；丹麦门将小舒梅切尔在守门时遭到激光笔照射。在这场球赛中，一个旅居英国的丹麦家庭来现场看球，妻子在观众席上被别的球迷用塑料手指戳中胸部。这场球赛结束后，他们在散场的公交车上遭到攻击。一群人敲打车窗玻璃并比划各种下流手势，司机停下让那群人上了车，这位父亲被拳头击中腹部。
除了足球流氓在现场引发的各类群体骚乱，网络暴力、国族仇恨也随之而来。最后一场英格兰对意大利的比赛，赛前就有大量球迷试图冲破警戒线涌入球场。球迷之间的谩骂和冲突变得难以控制，国族的仇恨和凌弱的暴力比常日更加肆无忌惮。7月11日晚，意大利在最后一刻点杀英格兰，成为此届欧洲杯冠军。仅仅毫厘之差，英格兰与其等待了半个世纪的欧洲杯之冠失之交臂。“足球回家”的祈盼近在眼前，却又化作黄粱一梦，但球迷并不能就这样“回家”。比赛结束后伦敦就发生了大规模的球迷斗殴，49人被捕，19名警察受伤。英格兰队点球失利的三位球员因为黑人身份遭到大量的种族主义“滚回非洲”的辱骂。
更令人担忧的是，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如果英格兰被打，那么她也会”（ifenglandgetbeatensowillshe）的口号。英国女性开始自救，另一些人主动收留担心被家暴的女性，向她人提供庇护。媒体引用学界的研究成果，足球赛事后家庭暴力出现的频率高企。足球本是颇具理想主义的运动，赛事崇尚的公平、激情，却未能在现实中构建一个“世界大同”的理想国，反而带来了种种次生的暴力灾害。褪去光环，足球流氓、种族主义和家庭暴力的发生，似乎让绿茵场变成了秩序黑洞。这是怎么了？
决赛当日，伦敦女性在社交媒体上发起自救暴力：足球激情的副作用？足球赛事现场有一种无可替代的集体的兴奋体验。它的感性因素具有抒情而嗜血的两面，构成了暴力的上层结构。任何一个体验过球赛现场的人，都可以理解在紧张刺激的运动节奏中，共同欢呼、上下团结的激情滂湃。这是一种高于日常、大于个人的宗教般的血脉偾张的感召。去现场体验这种氛围往往比观看比赛本身还重要。这种集体的迷醉状态中，叫喊泛滥成肢体冲突，口号变成野蛮行为，理性克制不断退化，行动不断升级。这种暴力首先是情景的和集体的暴力，其次是一种行为表演与抒情演绎。
年5月29日，比利时布鲁塞尔，在欧冠尤文图斯队和利物浦队的决赛期间，球迷试图冲向赛场，防暴警察束手无策，最终导致围栏崩塌。当日，悲剧降临海瑟尔体育场，41人死于赛前发生的骚乱中。正是以上心理基础，让足球非兵刃却常见血——足球与暴力相伴。场内场外，流血事件已经是见惯不怪的社会现象。无需借助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或者荣格的心理原型的理论，足球告诉我们，暴力或“展示施展暴力的能力”确实是人性中的某种本能。从斗兽场到绿草坪，激烈竞技有增无减的魅力足以说明它自身具有穿越历史的生命力，是文明自身的欲望，更是一种无可替代的人类生活。在这一点上，现代如痴如狂的球迷粉丝与古罗马时期斗兽场上茶饭不思的观众是心意相通的。但足球的暴力主角从来不仅仅是绿茵场上的球员。球员负责竞争，营造冲突，但球迷才是暴力行动的主体。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曾在微观社会学的分析中这样评价：“球迷都是寻梦者。他们憧憬着将要到来的比赛，把一些球队间的历史恩怨当做比赛看点。”在这一个大型的竞技演绎的仪式中，球员是运动的中心，但观众才是暴力的中心——观众想要进入运动中心的愿望催生了暴力。比赛中丢球、失误，以及那些意料之外难以预测的情结的起承转合，也正符合运动戏剧的基本结构：“运动戏剧是为了观众的需要而上演的，观众都希望在受保护的情况下积极介入这一场幻想的冲突。”没有对冲突的渴望，就不会有球迷。
按照兰德尔·柯林斯的分析，不论赢球还是输球，都会引起骚乱。赢球之后，球迷无处抒发和记录的喜悦变成了破坏性的行为：只好冲撞球场、掀起草皮或者顺走什么现场的东西。他们快活得难以承受，所以不得不点燃什么或者破坏什么，都是为了让观看比赛的体验延续下去。疯狂的难以自抑的喜悦逐步变成骚乱，激情和愤怒之间的界限开始模糊——这是所有混战的特点。如果是输球，那输球一方更有充分的理由：只能依靠场外的行动“攻城拔寨”，把对手的“帮派”干得屁滚尿流才能扬眉吐气。输球打老婆的“无能狂怒”或许也可以用相同的逻辑解释。
足球流氓是一种足球比赛的衍生品，他们往往受到比赛日程的召唤，以一种松散却带有相同目的的形式聚集在球场附近寻衅滋事。兰德尔·柯林斯指出，足球流氓是蓄意求战，并且都乐在其中。打架和冲突可以随时发生，根本不在乎是比赛前还是比赛后，以此寻求情绪上的快感。足球流氓具有临时性和预谋性，他们的恶作剧是一种“预定的暴力”。更重要的是，足球流氓明白投身暴力必须要遵守“恃强凌弱”的规则，与其他球迷冲突时尽量以多胜少。他们熟悉街道地形，分工合作，通盘调度以与警察周旋，成群行动时相互装作不认识，伪装成“我只是来看球，是一个听话的球迷”的样子，进行一场几乎是戈夫曼式的行为表演游戏。
这样的暴力行为是社会行动极具说明性的案例，最终向我们揭示为什么无辜的人总是被伤害。“流氓精心设计流氓暴力”，而效仿行为像传染病一样扩散开来。最后，他们敲晕一位妇人、冲散一组家庭……除了好好打上一架，畅快地砸车砸店，吃霸王餐，做霸王公交车，他们还要设计逃跑和不被警察抓到的路线。种种低级形式的暴力，不是因为没钱（他们甚至自身就是小老板或者业主），而是为了“找乐子”。
微观层面上了解足球暴力的心理动机，才能明白那些不怀好意的人是如何利用球场上人们激动的情绪，撒播仇恨的种子，让恶作剧步步上升，有时发展成为难以遏制的大规模的仇恨和敌对情绪。足球竞争和激烈的氛围不幸地启动这种暴力仪式，让球迷造成一种临时性的协同破坏。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一百小时战争”就又被称为足球战争，是年萨尔瓦多与洪都拉斯之间的6日战争。然而，足球只是在这一场国际争端中扮演了启动的角色，恰逢年世界杯足球赛北美外围赛二者对战，这期间的暴动也点燃了萨尔瓦多与洪都拉斯恶化已久的外交关系。足球并不是暴力之源，发起暴力的观众才是。
国家认同和民族叙事的旧神话
上述“足球战争”是一个典型的足球被理解成国家、民族的象征符号的例子。足球常常被认为是“没有硝烟的战争隐喻”，在一些特殊的时刻——被给予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