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新冠肺炎病毒，像一支射出后就摆脱了地球引力的箭，贯穿了整个年。因为它，有人不幸付出了生命，有人身负众望被推到灯光最亮的地方。不过，更多的人要面对的，是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变化，是被疫情撞离轨道的生活。
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些人。他们中有出不了国的留学生，有滞留非洲无法回国的孕妇，有改直播卖货的批发商，还有生活在解封后江城的武汉人……为了重回正轨，他们想尽了各种办法。
年历翻页不意味着翻篇，但一路披荆斩棘地走下去，或许有机会把所有不好的、不想要的都翻走。
本期推出上篇3个故事。
没有健康码的北京大爷
老付终于有北京健康宝了，在距离年结束还有不到10天的时候。
“但名字还是要改。”老付和妻子付婶说，他们已经向派出所提交了申请。
老付今年58岁，按北京说法也是个“大爷”了。如果不是新冠肺炎疫情，他可能这辈子都不会想着要改名。
因为名字中有一个生僻字，老付一直无法申请自己的健康码。年没有健康码，意味着不能去超市，不能去公园，不能去球馆，也不能离开北京去外地。
因为这个许多字库打不出的生僻字，老付在今年绝大部分时间里都无法申请健康码。
如果说上述种种不便好歹还能忍耐，医院却发现无法在网上挂号时，老付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到了这个岁数，谁能保证好几年没病没痛？”
想要等到一切恢复如初是不可能了，老付决定改掉自己的名字。
历史遗留问题
为什么自己名字里有个生僻字，老付也不能完全说得清楚。他出生的年代，户口簿都是手工填写的。长辈给他取单名读“jiàn”，等到办身份证时，他拿到的证件上的“jiàn”就成了现在这个只在公安部门的系统字库里才有的字。
带着一个极其生僻的字生活，老付会遇到一些固定的“插曲”。和同事一起出差，他的飞机票、火车票要单独去窗口购买；别人是到了机场才打印登机牌，老付则是在出差前几天就会收到如今已很少见的纸质机票，“名字一栏是手写的，再加印机场的公章”。
去年，老付和付婶卖房子。原来的房产证上手写的是他的名字，等手续办到缴税环节时卡住了，税务机关的系统字库里打不出老付的名字，这样就开不了税票。最后只能用付婶的名字开税票，老付和房子的买家各写了一份情况说明承诺书交由税务机关留底。
为了尽量避免这样的麻烦，在老付家里，大到新房子的房主，小到有线电视账户的户主，全写的是付婶的名字。歪头想了一下，老付说：“除了一张工资卡，我名下真的空无一物。”
本以为名字带来的不便也就不过如此，直到新冠肺炎疫情出现。
“请出示健康宝”
在付婶的记忆里，“健康码”第一次成为老付的困扰是在5月。老付是北京一家技工学校的职工，学校整个春季学期都没开学，老付也就没怎么出过门。
5月，故宫博物院恢复对外开放。付婶本就是个喜欢四处溜达的人，在朋友圈里看到故宫人少景美，就想着去一趟，“在订票APP上输入我俩的身份证号，还真预约上了。”
到了故宫门口，老付被拦下了，“请出示健康宝”。工作人员让他扫了四五个不同的码，都因为名字原因无法注册。
夫妻俩与闻讯赶来的当天值班负责人好一阵沟通、解释、说明后，对方表示需要复印老付身份证正反面，并让老付写下相关情况说明后签字。
花40多分钟走完流程，老付终于踏进了故宫。
北京一位市民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扫描健康码。本报记者王伟伟摄
国内新冠肺炎疫情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后，“出示健康码方可入内”是北京绝大多数公共场所的标准操作。这也就意味着，绝大多数公共场所老付都进不去。
“他这一年就没进过超市。”说到这个，付婶笑了。付婶不会开车，每当家里需要采购吃的用的，老付就把她送到超市门口，然后在车里等着她出来。
每周打两次羽毛球，是老付多年的运动习惯。疫情缓和球馆重新开放，没有健康码他还是进不去。后来防控稍微松了点，老付登记姓名、身份证号和联系方式后总算能打上球了。谁知刚打了没几回，新发地疫情暴发，“得，球馆又只认健康码了”。
9月份，学校开学。第一天去上班，老付被保安拦住了——按规定，学校教职人员出入校门都要用北京健康宝扫码登记。无奈之下，老付只能打电话给分管行政工作的副校长，在对方的接引下才进了校门。
“现在，别的教职工还得进出扫码，但一看是我的车，保安都直接放行。”老付说，这大概是名字在疫情期间带给自己的唯一便利。
老付脾气挺好，带着“历史遗留问题”生活在年，除了上班，能不去的公共场所他基本不去。可到了11月中下旬，真正的问题来了：感到右眼不适，医院看病。
一劳永逸的方法
疫情发生后，医院取消了现场挂号，转而采取线上挂号的方式。可无论是，还是京医通，老付都因为名字原因无法绑定信息，因此也就挂不上号。
老付和付婶都急了。“改名这个想法之前也有过，到那时才觉得非改不可。”
那段时间，付婶每天都在打电话。打去派出所、服务热线咨询改名问题，打去京医通平台、北京社保中心、医院医保办公室协商挂号问题。医院南院区，负责接待她的医保工作人员忍不住感慨，“我在这里12年，还没见过因为名字挂不上号的。”
12月初，暂时的解决方案有了：通过后台操作，付婶手机上的挂号平台终于绑上了老付的信息，“全世界只有这一台手机能给他挂号”，付婶举起手机“炫耀”说。
派出所的电话也打来了，表示可以接收老付的改名申请。两人决定改名为“健”，“常态化疫情防控还不知道会持续多久，只有改名才是一劳永逸的办法。”老付说，自己虽还算不上是真正的老年人，但因为名字，竟然也体会到了我国数亿老人面对数字鸿沟的无奈，“有时候真有一种自己被社会丢了的感觉”。
11月下旬，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在此之前，作为“顽固”的无健康码人员，老付已经明显感觉到支持手工填写信息代替健康码的地方多了，“医院，发现那里也有了线下挂号绿色通道”。
不过对于老付来说，最意外的收获，是在热线“挂名”后，对方为他指了一条路——特殊人群办理健康码的路。
于是，就在接受完采访的当晚，老付传来了一张照片，是他的健康宝个人信息页面。那上面的照片，他微微笑着，显得很轻松。
回不了国的湖北产妇
10月11日早上7点多，一架自比利时布鲁塞尔起飞的航班降落在西安咸阳国际机场。飞机上，吕英巧和丈夫曲佳鹏相互对视，都有些说不出话来。
在他们身边的提篮里，两个月大的女儿熟睡着，还不知道自己终于第一次踏上了祖国的领土。
年11月，吕英巧、曲佳鹏结束休假回到外派工作地，位于大西洋沿岸的西非国家塞拉利昂。不久后吕英巧检测出怀孕，没料到紧随为人父母喜悦而来的，是席卷全世界的新冠肺炎疫情。
多方数次协调后依然无法回国，吕英巧最终只能在塞拉利昂生产。整个孕期，除了4次最简单的B超，她没有做过任何产检。
意外怀孕
年，北京城建集团责任有限公司国际部员工吕英巧和丈夫曲佳鹏被派往塞拉利昂。她在公司位于该国首都弗里敦的滨图玛尼酒店担任出纳，曲佳鹏从事非洲地区市场开发。俩人结婚不久，又都是90后，本打算拼几年事业再要孩子。
去年12月初的一天，吕英巧因肚子疼找到驻酒店的医生帮忙诊断。“该不会是有好事？”医生无意中的一句玩笑话拨动了吕英巧的心思。心里想着不可能，但她还是决定“测一下”。
试纸显示两条杠。吕英巧不信，又找医生做了二次检测，结果还是一样：她怀孕了。
今年8月在塞拉利昂，吕英巧一家三口与协助她生产的援塞医疗队员合影。
塞拉利昂是全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在那里想做一次B超检查都是难事，“条医院只有一台便携式黑白B超机，我准备去听胎心时，它还坏了。”在公司和中国援塞医疗队的协调下，直到1月16日，吕英巧才在弗里敦一家外国检测机构照上了B超。没有国内的三维、四维彩超设备，屏幕上显示出的只是胎儿模糊的黑白轮廓。
不过这足以让准父母感到兴奋和期待。按此前与公司协商的结果，吕英巧和丈夫一边处理手头的工作，一边准备等胎儿状况稳定后就调回国内工作。
就在那时候，吕英巧收到了不明原因肺炎在家乡湖北暴发的消息。到2月初，几乎所有企业都取消了海外员工轮换，大量中国员工超期坚守在世界各处的岗位上。
2月中旬，非洲第一例确诊病例在埃及出现。一边是万里之外疫区中的家，一边是当地落后的医疗条件，与公司一起反复权衡后，吕英巧夫妇订了3月25日回国的机票。
但形势变得太快了。3月20日，塞拉利昂政府宣布封航3个月。到当月底，该国出现了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医院医院，不再对外开放，驻医院的援塞医疗队员也不能外出行医。到后来，连吕英巧第一次做B超的检测机构都关闭了。
医院，没有医生，而当时，吕英巧已经错过了包括唐筛、大排畸在内的多项产检。
有飞机，上不去
想办法让吕英巧回国，成了年春夏两季北京城建的额外“项目”。
4月6日，山东援鄂护士张静静去世，她的丈夫韩文涛当时也在塞拉利昂外派工作。由于塞拉利昂本国没有航空公司，经我国驻塞大使馆协调，准备安排韩文涛先乘坐救援小飞机到布鲁塞尔再转机回国。吕英巧同时也被安排进这趟行程。
“我立马通知了国内的家人并订了后半程的机票。”但在出发前一天，吕英巧被告知救援小飞机难以保证孕妇安全，她不能登机。
因为怀孕要回国，回国就要乘飞机，孕妇乘飞机又有诸多限制，这样的“死结”，到7月时吕英巧还遇到了一次。当时，一架来自国内的航班要从塞拉利昂回国，执飞航空公司规定怀孕超35周不得登机，吕英巧的孕期刚好超出1天。虽然援塞医疗队对她的情况进行了评估并开具适合飞机旅行的证明，但考虑到孕妇万一高空生产，疫情期间无法及时迫降，航空公司最终没让吕英巧上飞机。
一次次满怀希望，又一次次失望，到后来，夫妻俩再不敢提前跟家里说回国的事，“每回说回不去，我妈妈和我婆婆都要难受好几天”。就连生性乐观的吕英巧也“不记得在领导办公室哭了多少次”，毕竟，谁也不知道这样出生的宝宝到底健不健康。
其实她并非完全没有选择。6月，驻塞大使馆协调到从弗里敦飞到第三国的包机，吕英巧可以在第三国跟另一支援助医疗队一起回国，前提是要自行承担前半段12万美元的包机费。
“人命关天，公司出钱，一定让她回来！”北京城建国际部总经理李道松得知消息后，当即表态。但吕英巧最终选择了放弃，“我不能让公司为我一个人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在塞拉利昂生下孩子，成了板上钉钉的事。
出生即胜利
感受胎动，几乎是整个孕期吕英巧唯一可以判断宝宝是否安好的依据。“往前数年，没有产检的母亲大多还是顺利生产”，靠着这个朴实的意念支撑，吕英巧一面力所能及地工作一面进入了孕中晚期。
5月2日，她突然出现肚子痛和肚皮发硬的症状，根据此前在母婴APP上看过的资料，她判断自己是假性宫缩。定了定神，吕英巧拨通了医疗队妇产医生的电话，“医生建议我及时吸氧”。
可她无处吸氧。那时候医院还未开放，医院的条件比不上国内乡村小诊所，贸然前去还有感染的风险。休息和观察变化，成了唯一能做的事。
“没想到，两天后状况自行缓解了。”那次“紧急状况”也是肚子中的宝宝唯一一次给妈妈找的小麻烦。“似乎冥冥之中她就注定要做我们的孩子”，吕英巧说，由于担心孩子早产在当地没有保温箱等医疗设备，每次与孩子说话互动，她和丈夫都会特别加上一句，“宝宝乖，安心在妈妈肚子里待着，千万不要提前出来”。
这个“要求”也被满足了。8月11日，吕英巧在特意开放的医院妇产科顺产一名足月的健康女婴。为了迎接她的到来，北京城建在弗里敦的员工提前献血为吕英巧预备了血源；孩子出生后略微有些脐带绕颈，医疗队长着急给她拿氧气，在路上摔得浑身是泥。
今年10月，终于登上回国航班的吕英巧拍下了乘务员防护服上的“欢迎回家”字样。
吕英巧给宝宝取名“慕伊”，她说，这个孩子在太多人的关爱和呵护中出生，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等她长大了她会懂得，这样的出生经历会是她一辈子都值得骄傲的重大胜利。”
直播卖货的沈阳批发商
任丽春的直播基地，给人的第一感觉绝对是“炫酷”。一二层临街的位置都是圆弧形的玻璃墙，里面陈设着近期主推的新款服装。进到里面的过道，人走到哪儿，天花板上的球形感应灯就亮到哪儿。任丽春还会告诉你，每一面墙壁、每一盏灯是怎样根据“电商”“直播”等场景的要求设计出来的。
就在今年年初，这些还是沈阳服装批发商任丽春“瞧不上眼”的东西。
“如果早知道年是这样，我转型的速度还会再快一点。”从月亏几十万元到销售额恢复到以往的一半，在悬崖边缘走了一遭回来的任丽春心有余悸。
开不开业都赔钱
开市的时间又推迟了，任丽春嘴角已经起了好几个火泡。库房里存着价值多万元的春装，取不出来，连发朋友圈卖掉的机会都没有。
这是2月份的事。任丽春所在的五爱市场是辽宁最大的流转型轻工产品交易中心，全国五大集贸市场之一。这里有服装、小百货、针织、布料等14大类3万多个品种的商品，往年正月十一一开市，整个东北地区来上货的零售商就像潮水一样涌入。可今年，五爱市场一直到3月9日才正式对外营业。
开市那天早上下着小雨，任丽春的心情也湿得能拧出水来。在市场里走了一圈，她只看见有一个档口前坐着一个来进货的客户。
24岁那年，任丽春辞去工作到五爱市场创业，从最初推着小车售卖T恤、衬衫，到最鼎盛时租下80平方米展厅、雇用13名员工，年销售额达万元，“最近几年受电商冲击利润有所下滑，但和大多数批发商一样，生意好歹还能维持。”
这样的“维持”被疫情彻底打破。整个3月，算上人工、水电、房租，任丽春赔了50多万元。到了4月，一些“老五爱”开始退市，“商品甩卖”“档口转租”的字样到处能看到。“停业赔钱，开业赔更多钱，谁撑得住？”听着这些话，任丽春心里也开始敲起退堂鼓。
货物积压，回款困难。2月份时有报告显示，全国近9成中小企业资金撑不过3个月。五爱市场里个体户的状况就更不用说。
4月末，在一次饭桌上，任丽春的一个销售员抱着她哭了。这是一位外地来的单亲妈妈，自己租房，每月还要给孩子转生活费。收支平衡打破近3个月，她的账面已是负数，“就算我业务能力再强，市场也不给我机会啊。”
那一刻，任丽春决定转向电商直播卖货，“我退市容易，可我还得为跟着我的12个人的活路想办法”。
第一次直播，任立春穿上豹纹套装和高跟鞋亲自上阵。
习惯了稳定的上游供货商和下游零售商，许多五爱市场的批发商都看不上直播卖货，觉得那不过是一锤子买卖。
“那就要想办法把它做成长久的生意。”44岁这年，任丽春关闭实体店铺，仅保留一个档口，创办了“骊山行”网红供货直播基地。
有人下单
网红基地的名字来自唐代诗人韦应物的同名古诗。任丽春希望自己不枉此行，通过电商直播再次满载而归。
一切都近乎从头来过。来来回回扫街后，任丽春租下了距五爱市场不远的一栋四层小楼。整个场地的装修推翻重来了5次。基地里有12个直播间，每个直播间里卖的衣服款式、风格都不一样，装修风格也就不一样。为了找到最适合出镜的颜色，任丽春跟着工人学调涂料，调好在墙上刷一大块，觉得不合适再用新的覆盖掉。
任丽春想在楼梯顶棚装饰布幔，设计厂商报价元，为了节省资金，她跑了许多卖原材料的店铺，自己动手，最后用多元实现了同等效果。
任立春在五爱市场的直播卖货基地是一栋她精心装修的四层小楼。
因为都是头一回接触直播，任丽春和从五爱市场带出来的员工一开始连什么是稳定器都不知道。大家一合计，花每天元请来一名“专业运营师”，对方承诺吸引粉丝超5万名。
在运营师的指导下，任丽春和请来的主播拍了几个预热小视频发布到短视频平台，累计粉丝只有1万多人。她一查后台数据，发现其中不小的一部分还是运营师花钱买的假粉丝。对方见糊弄不过去才说了实话，“我要真会运营，就不在这儿给你干活了”。
吸取教训，任丽春找到沈阳市和平区商业集群工会联合会主席安大龙，通过他请来短视频策划、运营、推广等专业人员讲课，“每个人的笔记都记了好几本”。
10月18日，任丽春脱下习惯穿的休闲装，换上豹纹装饰的套装，穿上5公分的高跟鞋，开始了人生第一场直播。“我亲自上，一是给跟我打拼的员工信心，另外也想让同行和上下游的人知道，疫情冲不垮我们。”
她没怯场，第一场直播也顺利开张——有人下单。
等待重返
万事开头难，“开完头可能更难。”直播基地营业两个多月，任丽春对后半句话深有体会。
最初进直播间捧场的，不少是过去的老客户和员工的亲朋好友。就这样，同时50人在线也就顶天了。刚开始12个直播间共用网络，卡得根本播不下去，咬咬牙，任丽春给换成了每个直播间一个账号。过去做批发，好几麻袋衣服才填一张快递单，如今一件衣服一张快递单，漏填和重复填写的情况也发生过。
“试错，是这个冬天最大的主题。”任丽春总结。
直播次数多了，经验也慢慢攒下了。“和线下一样，在直播间，顾客也想买质量好款式好价格又不贵的衣服。”这难不倒“老五爱”任丽春：同样的价格她能拿到版型、面料更好的货；同样的货她能靠多年合作关系拿到更优的价格。她还把“7天无理由退换货”搬到直播间里，目的是为了督促团队慎重选货、认真直播，“粉丝来得不容易，走起来可快了”。
虽然从基地名字到装修风格都是“网红范儿”，但任丽春不想让“骊山行”成为昙花一现的网红。直到现在，她也没注册自己的网店，“一二三层都是展示厅，我希望直播既能让散客下单，也能引流到线下，吸引零售商找到我们进货。”
到年底，直播基地的销售额已回暖到疫情前的一半，跟着任丽春的员工工资也都恢复了当时的水平。不过，任丽春心里还有个大石头没放下。
在到处贴着“转租”“出兑”的五爱市场，有一座闲置的1.4万平方米的“韩国城”，这是任丽春给直播基地选好的下一个地址，“我会回来，五爱市场一定也会以新的方式重现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