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作家乔瓦尼·薄伽丘在年创作了著名的短篇小说集《十日谈》，故事的背景是意大利佛罗伦萨流行黑死病，10名青年男女躲到一栋乡村别墅里隔离。他们终日玩乐，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最终汇集成了《十日谈》，为文艺复兴文学的兴盛拉开了序幕。
《十日谈》里因包含讽刺教会，批判贵族阶层，宣扬个性自由的故事，也被视为西方现实主义小说的开山鼻祖。不少故事即使到了今天也依旧因为通俗易懂，文笔辛辣或者让人脸红心跳而广受读者的喜爱。
可以说，这些青年聚在一起，脱离的是那个教会和封建专制把控的“染病旧时代”，他们象征着希望和未来。
但如果薄伽丘来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一定也会惊叹他子孙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不输于人”，居然在疫情期间，不想着怎么维持健康身体，反而想出了“新冠派对”这么个躲避疫苗的点子。
发生在当下世界的这些反疫苗、反抗疫的故事若写成书，恐怕后人读起来，也能别有体会。
“权利属于人民”
经历了被视为人类历史上最残酷战争的欧洲诸国，欧洲人似乎从心眼里对“被政府管着”有一种天然的抗拒心理，类似“大政府PTSD”。
他们时不时担心政府会不会以疫情为借口，趁机扩大的权力。而面对新冠病毒这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大家又不得不妥协，一开始他们是牢骚满腹但合作的。
而妥协并不意味着认同，所以当一些国家政府为了强化疫苗接种率，减少感染率而搞“健康码”以及反复封城的时候，这些热爱“自由”并认为自己付出的已足够多的人们，决定不再“埋单”。
“既然99.7%的治愈率为什么还要打疫苗？”反疫苗的人眼里，世界是一成不变的。
他们抗议游行，认为自己不打疫苗而受到了社会的歧视。这种行为也受到了这些国家保守党派的支持，毕竟都是“基本盘”。如芬兰右翼党派芬兰人党，面临若支持疫苗就要解散的危机。
在芬兰出现第一波感染时，芬兰人党承认科学家和医学专家靠谱的，也认为通过疫苗建起“人墙”有道理，甚至将不愿意戴口罩的党内人士也给开了。可见，这支党派一开始是打算和政府站在同一立场进行合作的。
连芬兰人都开始聚集了，这事严重了。
但事情显然没那么简单，很快他们就发现，他们的支持者和党内积极分子不喜欢当“应声虫”，开始有个别党派政治家质疑疫苗接种背后的动机并积极分享关于疫苗的负面新闻，几乎是一呼百应。
芬兰人党意识到如果他们再继续支持政府，那么他们恐怕就要流失很多骨干分子和支持者了。芬兰人党的支持者认为，“权利应该属于人民”而不是政府，如果芬兰人党“唯唯诺诺”，那他们就要另换山头。
反对者的不安
除去“反疫苗”的悠久传统，如果你说这些民众太固执，太自以为是，那么回顾一下年2月以来，他们所听到的看到的新闻宣传，都认为“严格的防疫措施”是不人道且专制的地方才会搞的低级措施，那时候政客们自信满满地讲着“群体免疫”“封城没用”，认为自己一定能做得比别国好。
而政府如今却“有样学样”，还严格限制未接种人群出入公共场所，这前后不一的行为也激起了一些原本中立群体的反感。
反疫苗主义的7大主张
1.疫苗含有“危险”化学物质，如味精、防冻剂、苯酚、甲醛、铝和铅。
2.孩子的免疫系统需要“自然发育”。
3.疫苗会让你过敏。
4.“这些疾病甚至都没有那么危险。如果你得了麻疹，最糟糕的情况是什么？”
5.疫苗会让你患上自闭症。
6.“人们应该有权选择接种疫苗，因为选择只会影响到你。”
7.“这都是阴谋，大型制药公司暗中想杀死我们。”
曾经想“温和”、想“合作”的保守党派，在如此时局面前，都必须采取更激进的立场。在芬兰、比利时、瑞士等等地方都是如此。这听上去和年美国共和党所面临的问题很相似，你不支持懂王，那么你就将失去“基本盘”。
瑞士人民党也是如此，它一直是旗帜鲜明的反移民、反欧盟一体化的保守派立场。在年前期他们与政府通力合作，但到了10月，第二次全国封锁时，人们开始厌烦起政府的“管东管西”，于是瑞士人民党加大了批评力度，指责瑞士联邦政府“引入独裁统治”。
抗议瑞士政府防疫举措的游行（UrsFlueeler/Keystone）
但如果这些保守派是执政党？那又是另一种情景，这些在野的保守党派，自诩“人民有权利BALABALA”，一旦换他们上台，城照封，码照扫，疫苗照催不误。否则他们就得面对居高不下的感染率和死亡率，横竖都是得罪。
在一些国家没有绿码，人们无法进入酒吧、餐厅甚至公司，他们也不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不愿意打疫苗的民众们，就在团结一致，但又缺乏策略的“反对BALABALA”中日复一日地拧巴着，烦恼着。他们当中很多人经营小本生意或个体生意，封城让他们的生活举步维艰，“自由”对他们而言又是另一个维度的生存资源。
各类针对反疫苗者的讽刺漫画，也刺痛了他们敏感的神经。“自由”也是双刃剑。
于是局势开始紧张。11月最后一个周日，超3万名示威者在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附近游行，反对包括戴口罩和居家工作等在内的防疫措施。游行很快就控制不住局面变得混乱，一些示威者放火并向警察投掷物品，警察则使用了水枪和催泪瓦斯。欧洲各地的反疫苗、反封城游行此起彼伏。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如果不采取包括疫苗和加强措施在内的防疫举措，整个欧洲可能会有50万人死亡。但反对者们却认为“等不到疫情结束，我的生活就毁了”“比新冠更可怕的是个人破产”“我不能生活在一个政府独断专行的社会里”“我们受到了歧视和排挤”，他们不停抗议，让每次游行聚集都可能成为一场新的病毒传播盛会。
新冠派对，“重获自由”？
更多消极反对的人想出了各种蒙混过关的招数，意大利的医生套上厚厚的假皮肤去注射疫苗，希腊人行贿医生给他们注射生理盐水（医生收了钱却给他们打了真的疫苗……），制作“假绿码”那更是花样百出。
在支持者的眼里这些违法行为是对抗“专制独裁”的不得已手段，是值得同情的，他们记忆里上次被迫搞这些还是德国人或苏联人当权的时代。
但以上种种行为与“新冠派对”相比，不过是小儿科。
“新冠派对”是从美国兴起，如今在欧洲德语地区十分流行的一种“聚会”。出席该聚会的主要是没有感染新冠病毒的健康人，而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被请来的新冠患者感染→治愈，从而获得有效期6个月的绿色通行证，也就是绿码。这6个月里，即使没打疫苗，也被认为有天然抗体。
在意大利与奥地利接壤的南蒂罗尔德语区，这里有全欧洲最多的病例，和最低的疫苗接种率。看来他们是同时兼顾了意大利的散漫和德语区的固执。
当地的卫生协调员表示，“有些年轻人，甚至是在校生都感染了（病毒），他们却满不在乎，不知道它（病毒）对其他未成年人的危害有多大。”疫情蔓延的结果，即是医院。
在新冠聚会上，感染者与未接种疫苗的人混杂在一起，他们亲吻或拥抱，以此来交叉感染。因为没有绿码无法进入酒吧等场所，聚会举办者就选择酒吧的户外区域或私人住宅。大家饮酒狂欢，互相拥抱。有些感染者已经卧床不起，客人们就围在他的床前，试图呼吸他周围包含病毒的空气。
“举办或参加这些派对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它不仅使自己面临重病或死亡的风险，还给医疗系统增加了压力，让那些本该得到救治的人减少了获救机会。”
19世纪的爱伦坡写下了《红死魔的面具》，它就像《十日谈》的另一个平行空间故事：死神找到了那群避世逍遥的人们，一个又一个地带走了他们。
意大利的卫生官员十分恼怒，他们打算追究这些故意散播病毒的患者的法律责任，“新冠派对”被视为非法。但有些人打算去荷兰或其他国家继续参加这类聚会，是在当地治好还是戴着病毒回来？他们没给出回答。
他们仿佛溺水的人，想紧紧抓住眼前这个“侥幸”。
不愧是罗马帝国的子孙，“十日谈”的故里。但这些聚会没有诗歌，没有创作，只有毫无根据的“小聪明”。14世纪人们无法对抗瘟疫还想方设法自我隔离，21世纪他们的子孙却积极感染以此来换取回到昔日生活状态中去。
美国疾病防控中心（CDC）研究发现，与完全接种疫苗的人相比，已感染单位接种的人再次感染新冠病毒的可能性是前者的两倍以上，另一项研究发现，易感染新冠病毒的人群中，有36%的人没有检测出抗体。
但这些都不能说服那些打算参加新冠派对的人。
11月22日，意大利北部博尔扎诺盛就一名男子死亡展开调查，发现他参加了新冠派对，一同参加的几人也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尽管救护技术已经成熟了很多，但在德国图林根，还是有28%的人在进入重症监护室后病故，更不用提幸存者的各类后遗症。
有人躺在病床上后悔了，但更多的人依旧怀着侥幸心理：
“年轻人的死亡率只有万分之三，想想，值得冒这个险。”
问题是6个月以后呢？你们还有几次能冒险的机会？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