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战争结束之后，这个被称为“理想的居住场所”的新西兰再次迎来移民潮，针对不同国家的移民*策也发生了变化。之后，城市化*策的实施使得当地的毛利人由农村转向城市，在此期间毛利人的地位也得到有效提升。
让人们到新西兰居住
让一些人吃惊的是，战后的增长并没有像希望的那样需要许多非英国移民；这让这个国家不必去争夺他们。生育髙峰期提高了出生率,而大批英国移民的到来则提供了长时期内新来者的三分之二。年，受资助的移民活动以"十镑婆母思" 他们发现搬迁要比在国内度假便宜而恢复。在年至年间，荷兰人几乎占据了从欧洲大陆吸收的移民的一半；在新西兰的思维中，作为北欧人，他们最接近于理想的英国人。在年至年间，差不多有名新来者从英国抵达，同时，大约有人从荷兰迁徙而来。从年起，在总数为9万人的受资助欧洲移民中，仅仅有名难民和名匈牙利流亡者到来。直至20世纪80年代晚期，亲属移民按照其历史模式继续着；英国提供了差不多半数的永久抵达者,澳大利亚紧接其后，提供了四分之一。战后的移民活动也产生了一个重要的荷兰社群，他们当中有德布利斯和博伦家族，他们分别在社会公正问题和曲棍球方面出了名；还有伊尔科博斯维克,他在年建立了“在伊尔科”咖啡馆。
出于战后与太平洋沿岸地区发展关系的需要，针对“亚洲”的*策首先出现了放松。正如在加拿大一样，印度人能够以英国臣民(现在是英联邦公民)的身份而入境。年，向中国移民征收的人头税被取消;在年，华裔新西兰人重新获得了自年以来便遭到拒绝的归化权利，不过，仅仅有一名妇女符合条件，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又有20名男子满足了条件。作为对边境限制的全球性发展的回应，年的"移民修正法案"要求非新西兰公民拥有入境证。在实践中，华人和印度人除非拥有家庭联系，否则他们仍然难以获得入境许可。甚至英国人都需要许可证。澳大利亚人是例外，直到年，他们都不需要许可证，甚至不需要护照。
移民*策的变化与经济方面的变化一同发生。鉴于欧洲人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太平洋岛民和毛利人则提供了廉价的非熟练和半熟练劳动力。在战后最大的变化中，大洋洲的其余地区——棕色人以及白人——取代了英国而成为移民的主要来源地。随着太平洋各岛屿的非殖民化，“好移民”开始包括岛民。殖民社会的幻想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这种幻想即是：作为波利尼西亚人同族与非熟练劳动力，太平洋岛民和毛利人在国家中拥有一席之地；为了打破权力和特权结构，毛利人也“不再受到歧视”。
太平洋岛民的数量较少（在年尚不超过人），但从比例上来讲却具有重要意义。多数人来自于新西兰的属地：库克群岛、纽埃岛和托克劳群岛——年，它们的人口在很大程度上都搬迁到了新西兰和西萨摩亚，直到年，它都是联合国监管下的托管地。来自汤加、斐济和塔希提且数量更少的人们则声称拥有真实（和想象）的联系。白种人将岛民们视为既非英国人也非外国人，也不是种族上的异族，而是另外一种毛利人，而毛利人却并不这么看。与此同时，公众在很多程度上仍然对该国在太平洋的亚殖民主义遗产毫不在意。甚至*治家都不清楚，从新西兰属地而来的太平洋岛民属于新西兰公民。
与其他大国相比，新西兰在南太平洋推行非殖民化的时间更早，但却不那么彻底。在新西兰的托管之下，萨摩亚宪法定期得到修改，以便分阶段转交责任，从而为独立做准备。内务完全自治在年实现，独立则在年实现，在此之后，西萨摩亚人能够根据配额制而进入这个国家。
与库克岛之间达成的“自由联合”协定是世界首创，并与当时澳大利亚和美拉尼西亚人间的关系形成了鲜明对照。事件的顺序类似于西萨摩亚模式。年，库克群岛被给予了统一、独立或在与新西兰“自由联合”的情况下自治的选择。库克岛选择了最后一项，并在年完全自治，而新西兰则负责外交事务。“自由联合”向这个微小而分散的岛屿群提供了“作为一个国家的自尊”的好处，却不必承受“独立的灾难”。从自己作为英国自治领而同时具有之依附和独立地位的经历中，新西兰非常精通于如何成功处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同时，他将这种经历实践于太平洋的属地。到年，纽埃岛--一个单独的珊瑚礁——也沿着同样的道路而实现“自由联合”，微小的托克劳则仍然是新西兰的附属地。
虽然新西兰对太平洋岛民施加了影响，岛民也影响到了新西兰人对他们自身的认识。知识分子——从经济学家到诗人和艺术家——开始坚持太平洋认同。年，以太平洋为中心的观点出现在在民族历史学家基思辛克莱——他出生于奥克兰，毕业于新西兰大学并获得了博士学位——的经典之作《新西兰史》中并非偶然。辛克莱将新西兰定位在太平洋及新世界中。他反对英国特性，他认为英国特性是南岛殖民神话的组成部分；而他的对手则嘲弄说，左翼的辛克莱流派将新西兰描绘为“长粉红云”。白种人一毛利人的关系，而非太平洋岛民，也非亚洲，更非妇女，在辛克莱的历史中起着重要作用。城市和乡村间新型的相互依存将毛利人在国家中的地位放了显著位置。
毛利人的城市化
从20世纪30年代起，在人口恢复和土地太少而不足以养活青年人这一状况的推动之下，毛利人为寻找工作而进行的迁徙增多了。与此同时，战后长期的繁荣也需要工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加速了毛利人“无声的迁徙”，从而引起了毛利人对工作和更美好生活的希望。在年至年间，毛利人口从主要生活在农村(百分之七十四)转变为居住在城镇(百分之七十七)。对毛利人和白种人来说，这都是一个剧烈的变化；从19世纪60年代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都过着不同的生活。于是，战后的新西兰经历了又一轮的文化碰撞。
在殖民神话中，殖民城镇曾经代表着荒野的文明。战后向城市和郊区的搬迁延伸了这一进程。例如，在年克赖斯特彻奇建城百年之前，在其城镇中心很少见到毛利人的面孔。在奥克兰，部族的定居点被湮没在绵延的郊区之中。白种人决策者将传统的寨子视为地理景观上的污点。“现代”毛利人必须成为城市人和郊区居民，其途径便是搬迁到20世纪贫民窟的镜像——郊区。在这样的背景下，年组成的"毛利妇女福利同盟"在年成功地将《寨子的洗濯日》这一小册子从学校中撤出，因为其对毛利人生活进行了前现代的描绘。
作为对人口迅速变化的回应，“融合”取代“同化”而成为首选的种族关系*策。对世纪早期的纳塔来说，毛利人属于新西兰乡村，归属于他们部族的领土。他的解决办法是将殖民契约延伸及毛利人，允许他们耕种和开发他们自己的土地。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将毛利青年动员起来参加战争时期的各种努力，要么服役，要么进行生产；对许多人来说，这要求搬迁到城市。战后，这一迁徙受到了高度的协调。从充分就业的观点来看，国家将毛利青年视为“工业劳动力的储备”，他们应该从“没有经济收益的”区域迁徙到城镇。当时有两千多个职位空缺。年至年间，当成本得到削减时，官方的迁徙计划为准备搬迁到城镇中心的家庭提供了资助。毛利妇女为廉价的膳食费用和优厚的报酬所医院，并进入教学和护理行业，而这些都被看作是对将来的妻子和母亲合乎时宜的训练。青年人大多来自于北岛东部海岸，他们为接受行业训练而迁徙到克赖斯特彻奇。年至年间迁徙的差不多名青年中，百分之五十二的人都是作为学徒而迁居到克赖斯特彻奇。
1年的“胡恩报告”（年公布）建议毛利人采取“现代的生活方式”。它制订了“融合”的目标：“将毛利人和白种人的要素相结合（而非熔合〉以组成一个国家，其中毛利人的文化仍保留其特色”。这意味着“毛利文化的某种延续”。然而，批评家却将这种*策斥为另外一种名称的同化。它假定国家的领导是一种给定的事物，而且还忽略了过去的教训，即毛利人的问题需要由毛利人自己来解决。为了“一个国家”的*策，*府到年终止了毛利学校体系。一些白种人的团体确实对土著文化更为感兴趣。重要的是，“融合”给予了毛利人谈判的空间，例如，为获取国家对修建城镇毛利会堂的支持。
融合和城市化的*策改变了毛利人的公民身份。从负面讲，人民因丧失土地而被连根拔起；从积极的方面讲，生活机会的迅速增多接替了20世纪初期人口的恢复。从20世纪60年代起，毛利人经历了健康的过渡时期，它体现在生育力和死亡率的下降方面。年至年间，毛利妇女的预期寿命增长了一倍，与白种人间的差距开始弥合。由于向城市的迁居将亲缘网络由大家族重整为核心家庭，以分开的郊区房舍为象征的家园在培养理想的毛利人和欧裔公民方面越来越重要“毛利妇女福利同盟”宣称自己的中心是“母亲、孩子和家”，并将拥挤而未达到标准的住房问题作为靶子，在奥克兰尤其是如此。
郊区偶像
战后，*府培育起了由家庭理想、婚姻和家庭所构成的集体认同。分开的郊区房舍，经过修剪的屋前草坪，孩子们能够在其中玩耍更为悠闲的后院，旋转的晾衣绳，一畦菜地，给妈妈的花朵，给爸爸的小屋，开始成为一种据信是所有新西兰人都可以获得的民族生活方式的标志。在20世纪60年代，郊区房舍和工业的分散发展导致了郊区购物中心和超级市场的出现。年，沃尔沃斯从澳大利亚扩展到了新西兰；在同一年，陈麟智和合伙人在奥塔拉建立了"食乐园"。在克赖斯特彻奇，海斯商场于1年在“教堂拐角”开业，“里卡顿购物商场”则在年开业。
年至年，郊区随着生育高峰期(同样是国际性的)一起扩展。生育高峰期是由因萧条而推迟结婚的夫妇以及在战争期间和战争末期结婚的年轻成人所共同构成的结婚高峰造成的。到1年,家庭规模由平均不超过两个孩子增长到四个孩子，医院人满为患，接着又使幼儿园和小学拥挤不堪。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们助长了对家用电器尤其是洗衣机的需求，以减轻清洗尿片的工作。到1年电视机新近抵达时，大部分家庭都拥有了洗衣机和冰箱。生育高峰期岀生的人们刺激了儿童玩具市场的发展，并迫使父亲们修建采沙坑以鼓励蹒跚学步的孩子进行创造性的玩耍。随着人们过上更加健康和长寿的生活，养育孩子的规则也随着孩子经济和情感价值的变化而变化。事实上，更加健康的孩子允许了儿童保育规则从“性格”向“人格”过渡，同样也从特鲁比金博士过渡到斯波克博士。
在经历了萧条、世界大战和住房短缺之后，新近成为父母的人们热切地希望拥有一幢郊区住房和一辆小车。可是，他们却对实现梦想而欠下的债务感到焦虑。地位日渐来自于自置居所，拥有而非租用的房舍比例迅速增长至百分之七十。冷战*治和自由企业精神结合在一起，推动了*府同意自置房舍，并向房客出售*府掌握的房舍。国民**府增强了用于房屋建筑的国家贷款的供款能力。从年起短暂当权的工*增加了廉价的住房贷款和便利，以供父母们能够将他们孩子的家庭津贴用作住房押金。拥有财产的民主理想再度涌现为防范冷战的壁垒，一种在任何第三次世界大战中的国内防御手段，一个抑制共产主义和社会反常的方法。
在郊区，巴芙洛娃蛋糕体现了女性的理想，它是一种松软的蛋白酥皮蛋糕，澳大利亚也同样声称它拥有民族食品的地位。纯粹、雪白而具有女性特质的巴芙洛娃蛋糕在烤制时具有危险，需要有铸铁炉才能成功地烤制出来。它和犹如羽毛般轻的奶油布丁一道体现着女性厨师的文化价值以及她们对厨房的支配。20世纪30年代，巴芙洛娃蛋糕从大洋洲使用常用成分(就它的情况而言，主要成分是蛋和糖，并以奶油作为辅料)烘焙美味可口食物的传统中发展起来。一个早期出版的烹饪法来自于“朗基欧拉母亲联盟”《经过尝试和试验之食谱组成的烹饪大全》,它由朗基欧拉英国国教教区的妇女在年萧条所导致的低沉而最为严重的时期捐献而成的。相比之下，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是蛋类和农产品丰富的年代，而官方的营销，即“所有的食物加上奶油品味道更好”，让其得到美化。
另一方面，男人们的渴求开始为埃德蒙希拉里爵士体现出来。年5月，作为英国探险队的的一员，他和夏尔巴人坦京诺盖-—起征服了珠穆朗玛峰，并立即获得了爵士的头衔。这一切铸就了他作为最伟大的新西兰英雄的地位。他恰好在伊丽莎白女王加冕之前获得成功，这给人们留下了他既是为了女王也是为了新西兰而攀登世界最高峰的印象。埃德希拉里概括地体现了新西兰文化中颂扬的男性品质，他成为了这个国家最受宠爱的偶像，并被绘上了5元的纸币。希拉里是一位帝国的英雄和开辟者，他是首位也是最优秀的一位；他说话简洁而具有人道主义精神；他是一位粗犷的绅士，喜欢冒险但却讲求实际，在攀登上珠穆朗玛峰之后，他成为了一名居家男人。他大步穿越于山水之间，征服了从最高峰到南极的所有事物。
比较起来，女王(在撰写此书之际，她被印上20元的纸币而受到纪念)在年至年的夏天作为首位在位君主而访问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引起了极大的兴奋。女王的游历增强了爱国主义，而年圣诞节女王的在场安慰了受到自然灾难震动的社会。圣诞前夜，在北岛的邓基卫,当来自火山高原的火山泥流冲走了一座铁路桥时，人遇难。过了一会儿，从奥克兰开往惠灵顿的特快列车满载着为圣诞假期所限制的旅行者，坠入了下面涨了水的河流之中。年轻的女王母亲般地监护着这个国家。为了展示这个国家儿童的健康，在公众的坚持之下，一车车学生到场欢迎她。
尽管而且或许就是因为最受人喜欢的以儿童为中心的形象，焦虑加深了：青少年未曾遭受过战时约束之苦，而且，作为消费主义的后果，他们正在变得难以控制。20世纪50年代，青年文化引起了道德恐慌，一种对*府出资援建的郊区新私有房屋中青少年性行为的恐慌。为追踪报纸上猥亵的评论，“儿童及青少年道德错失特别委员会”年碰头进行质询，以调查惠灵顿和奥克兰郊区青年的行为。包括一所知名男校的校长、“全国妇女委员会”代表和“天主教妇女同盟”代表在内的名人委员会指责职业妇女和“性生活过度的”女孩子在奶品点心铺以及河堤上的“卖弄风情”。难怪青少年的犯罪率在20年中都保持不变。委员会的担心是有道理的，20世纪50年代预兆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中，青少年将起来造反：“代沟正在出现。委员会成员和一些目击者为可口可乐、摩托车以及穿牛仔裤的女孩感到担心”。由于青年人思想和行事的不同，新西兰文化中什么最佳的概念开始受到考验。
直到20世纪70年代，教育青年罪犯的弟弟妹妹——在生育高峰时期出主的孩子——使得公共资源捉襟见肘。小学搭起了(而且也忍受着)预制的教室，以应付学生人数的迅速增长；与此同时，随着更多的青少年留在学校之中，中学的入学人数在年至年间增长了一倍。高等教育在技术学院和大学中迅速增氏。年，新西兰大学这一由省属学院组成的联合大学分裂成为了不同的大学。年，两所新大学——马西大学和怀卡托大学——成立；与此同时，坎特伯雷大学分阶段迁入了为工科和理科提供更多空间的城郊新校区。即便是在这个小社会中，一个青年革命、嬉皮士鲜花力量和抗议的时代也即将到来。由于全球性的影响，反叛“符合潮流”。
结语
战后的新西兰呈现出一幅欣欣向荣的景象，没有经济萧条和战争的困扰，国内的恢复和建设在稳步推进当中，毛利人的生活也随着城市化得到显著提升，人民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憧憬，而在此之际，一场笼罩世界的乌云--冷战即将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