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甲子之前的年，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彼时的清光绪二十五年，美国提出对华“门户开放”*策，而义和团正啸聚于山东直隶，即将席卷权力中枢。这两件事不仅对随后的*治走向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都没有摆脱这两股潮流。
同样，法国19世纪末期的德雷福斯事件，在年达到了风暴顶点：那一年，*事法庭重审这起著名的间谍案。而整个社会严重分裂，深刻地重塑了法国二十世纪的*治图景。刚刚去世的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此前曾描述称：“整整一个世纪以前，法国经历了一场严重而深刻的危机。德雷福斯事件仿佛犁的刀口一样，割裂了法国社会，分割了家庭，将国家分成两个敌对阵营，彼此以极大的暴力互相攻击。”
《我控诉》剧照。
年后，这一历史事件再度被搬上大银幕，并以其中著名作家左拉（EmilieZola）的檄文《我控诉》（J’accuse）作为标题。但导演罗曼·波兰斯基（RomanPolanski）多年前的性侵丑闻，却让这部电影“失焦”。女权主义者的抗议，导致该片公映一度受阻，并衍生出一场关于“审查”的争论。然而，在这场事关*治正确的争论之外，在一个貌似全新的语境中回看德雷福斯事件，或许会发现，相比年前，我们身处的历史情境恐怕并没有想象得那样全新，而这场剧目仍在改头换面地上映。
德雷福斯案的来龙去脉
对于许多读者而言，德雷福斯案并不全然陌生，但仍有必要介绍其基本脉络。
年，法国的反间谍部门发现法*内部有人向德国驻法武官通过便笺传递情报。便笺被截获后，来自阿尔萨斯地区、出身犹太家庭的炮兵*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Dreyfus）成为嫌疑犯。
这一无妄之灾并非偶然。一方面，当时阿尔萨斯被德国占领，所有来自这一地区、讲德法双语、受两种文化影响的*人，忠诚度都不免受怀疑；另一方面，当时法国盛行反犹主义，犹太人被视为“天生的叛徒”。此外，当时法国*队内部还存在*校（如圣西尔）派系和理工学校（polytechnique）派系的明争暗斗。作为出身理工学校、当时总参谋部唯一一个犹太*官、多种特质集于一身的德雷福斯，就成为完美嫌疑人。
在没有任何直接证据，仅凭笔迹相似的情况下，德雷福斯被指认为间谍，并被逮捕。在经过草率调查和审理后，*事法庭一致判决德雷福斯有罪，并将其流放至圭亚那附近的魔*岛。但随后，情报部门再度发现间谍文件，新任长官皮卡尔上校（GeorgesPicquart）发现真正的叛国者埃斯特拉齐（WalsinEsterhazy），并向上级申请重审德雷福斯案，却遭到压制；在总参谋部的示意下，*事法庭更宣判埃斯特拉齐无罪。
在当事人家属和友人连续数年的抗争后，年1月13日，作家左拉在《震旦报》（LAurore）上发表著名的《我控诉》，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将这场冤案大白于天下，直斥相关责任人。随后左拉被判诽谤罪，而皮卡尔上校则被指控泄密而系狱。*方内部更伪造德雷福斯罪证，提交给议会。但7个月后，证据伪造行为被曝光，操盘者被捕后自杀，埃斯特拉齐逃亡。
年，*事法庭重审德雷福斯案，被告人也结束流放、回到法国。然而，重审依然判决德雷福斯有罪，但因为“情形可宥”而宣判十年徒刑；随后，法国总统特赦德雷福斯。直到年，最高法院才宣布此前*事法庭判决均无效，下令恢复德雷福斯*阶及职衔，这一事件方尘埃落定。
波兰斯基的丑闻“失焦”
《我控诉》剧照。
德雷福斯案催生出众多作品，无论是当事人还是旁观者，都有大量文字传世。而近代电影工业先驱乔治·梅里爱（GeorgesMéliès）在年便拍摄了《德雷福斯事件》，但由于题材敏感，遭到当时法国*府禁映。甚至到了年，该片在巴黎上映时仍然引发骚乱。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左拉传》，也因为涉及到这位作家在德雷福斯案中的角色，同样遭到法国*府禁映。
在事件年后，著名导演波兰斯基以八旬高龄重拍《我控诉》一片（年曾有同名影片），再次将自己带回到聚光灯下。对他而言，德雷福斯案的吸引力，不仅仅在于它的历史意义，也不在于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而更像是“夫子自道”，用这种方式将自身际遇寄托于电影，以德雷福斯自比来辩诬。
在他看来，二者最大的共性，便是都遭到不实指控。年，波兰斯基被指控在美国性侵当时13岁的盖梅尔（SamanthaGeimer），并受到强奸罪名追诉。他曾经达成辩诉交易，承认“非法性关系”罪名，但因为法官可能加重刑罚而逃回法国，于是刑事追诉便一直背负在身。
这桩陈年旧案不仅让波兰斯基承受骂名，而且造成许多现实障碍，最为典型的就是他以《钢琴家》夺得年奥斯卡奖，却无法亲临现场领奖。年赴瑞士领奖时，还被当地警方根据美国引渡令而关押。而在近年来反性侵运动风潮兴起的背景下，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会宣布开除波兰斯基，意味着他的余生将与奥斯卡奖彻底无缘。
而在此次《我控诉》上映之前，波兰斯基再度受到重击：摄影师莫妮耶（ValentineMonnier）指控称，年时她曾遭到前者殴打及强奸。这更加激起女权主义者的旧恨新仇，因此《我控诉》一片，便成为杯葛对象。而受这一事件影响，包括该片主演、奥斯卡影帝杜雅尔丹（JeanDujardin）在内主创人员访谈等市场宣传活动也全部取消。
尽管《我控诉》在法国以一种尴尬的低调开始公映，巴黎、雷恩和波尔多等多地仍有女权主义者封堵电影院入口、抗议《我控诉》上映，导致影院当天被迫不同程度地临时取消排片。抗议者的逻辑是：“为《我控诉》排片，就是为波兰斯基开脱罪责，就是支持性暴力不受惩罚。”而在布鲁塞尔，三家影院的大门也被女权主义者贴上海报，上面写着——“波兰斯基是强奸犯，（排片）影院有罪，（观影）公众则是共谋”。
舆情汹涌之下，法国编剧、导演和制片人协会（ARP）宣布，准备在下次全体大会上制定新规，将因为性暴力而被追诉或判刑的成员停权或逐出协会。不难发现，虽然没有提及波兰斯基的名字，但这项动议明显针对这位导演。看上去，法国的行业机构也正准备跟随美国的脚步。
一场“*治正确”的审查？
这场抗议风潮中耐人寻味的一例，是11月19日巴黎大区塞纳-圣但尼省城市联合体EstEnsemble向下辖各市发出通告，要求取消《我控诉》的排片。这一通告并非强制执行，但仍然激起当地电影院的强烈反弹，最终被迫撤销。
一名影院经理在脸书上发文，要求澄清这种措施的评判标准，并且不无讽刺地说，希望同时也能知道当地图书馆可以保留哪些作家和画家的作品，因为如果波兰斯基在四十多年前有性侵行为，所以《我控诉》就要取消排片的话，那么诸如塞利纳（Louis-FerdinandCéline，反犹作家）的著作、马克斯·林德（MaxLinder，法国影星，有杀妻嫌疑）、布里索（Jean-ClaudeBrisseau，法国影星，被控性侵）、伍迪·艾伦（美国导演，被控性侵）的影片、迈克尔·杰克逊（被控娈童）的音乐、画家卡拉瓦乔（Caravaggio，被控杀人）和高更（PaulGauguin，被指与未成年少女有性行为及种族主义言论）的画作是否都需要下架？更有批评者称，这本质上是一种打着平权旗号的“审查”措施。
在多地抵制活动中，有一场最为引人注目，即西部城市雷恩的布列塔尼国家剧院（TNB）。在女权主义者的冲击和抗议下，该剧院被迫取消了11月17日的三场排片（但随后的排片得以保留）。而TNB剧院之所以特殊，不仅因为雷恩当年是德雷福斯案的重审地，而且这座影院正是在当年关押德雷福斯的*事监狱的基础上改建的。
TNB总监诺兹西埃尔（ArthurNauzyciel）为坚持上映的决定辩护称：“如果影片撤档，相当于放弃辩论，消除其复杂性，让我们错失一个机会去了解我们曾经经历的那些事、并且从我们犯过的错误中汲取教训。”
而在法国*界，虽然《我控诉》一片没有激发出台面上的激烈争论，但“暗战”同样存在：文化部长里埃斯特（FranckRiester）不点名地表示，“天才也不能免于处罚”，并承诺将采取更多措施来制裁电影界的性骚扰和性暴力现象；而两名女性内阁成员——男女平等事务国务秘书希亚帕（MarlèneSchiappa）和*府发言人娜迪耶（SibethNdiaye）都表示拒绝观影。而总理菲利普随后对媒体表示，他本人会去看这部电影，但不会对阁员下指令，他/她们有各自的权利，算是用这种方式划下一个休止符。
尽管争议缠身，《我控诉》上映之后还是迅速成为首周末票房冠*，全法个放映厅共迎来50.1万观众，力压马特·达蒙和克里斯蒂安·贝尔联袂出演的《极速车王》（LeMans66）。这场争论，也促成了波兰斯基执导生涯中的上映最佳开局。
这远不是一场英雄史诗
回到德雷福斯事件本身，虽然左拉曾以神谕般的文人情怀宣称“真理正在向前迈进，没有人能阻止它”，但事实上，德雷福斯事件远不是一场简单的“光明和黑暗之战”。这幕大剧当中不乏犹豫和妥协，甚至无法解释的环节，许多角色都展示出人性复杂一面。
《我控诉》剧照。
其中最典型者，正是影片《我控诉》中的主角，他不是德雷福斯本人、也不是作家左拉，而是当年的情报部门负责人皮卡尔上校。电影流于俗见，对其颇多美化，致力于刻画一个英雄形象，似乎除了同有夫之妇偷情，其他无可指摘。但历史真相是，这位“英雄”其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犹主义者，在提到德雷福斯时毫不掩饰地称之为“这个肮脏的犹太人”；和总参谋部的长官一样，他同样致力于维护*队荣誉，只是对方式和手段有不同理解，使得他阴差阳错地成为整个事件中的核心人物。
根据历史学家奥瑞欧（PhilippeOriol）的考证，皮卡尔的英雄形象其实是德雷福斯阵营推波助澜的产物，因为后者需要一个来自天主教社群的义人，来争取社会大众的支持；但真相是他在整个事件中始终对德雷福斯抱有敌视，甚至在两人都得到平反之后，还无来由地诋毁德雷福斯忘恩负义、拒付律师费用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影片结尾处，皮卡尔已经平步青云升任陆*部长，却僵硬地拒绝了德雷福斯关于弥补*龄及晋升的要求。当德雷福斯离开部长办公室后，影片打出一行意味深长的说明——“两人从此再未相见”。
同样，在德雷福斯派阵营内部，始终存在着策略分歧和争吵，辩护律师之间经过争论，最终选择了较为保守的辩护策略；当时许多激进左翼分子拒绝支持德雷福斯，将整个事件视为资产阶级内部的“狗咬狗”；而德雷福斯所属的犹太人社群，也并没有像如今的“身份*治”（Identitypolitics）一样积极地介入，许多人选择了明哲保身，以免在一个反犹情绪高涨的氛围中招致更大祸患。
德雷福斯案并没有以一种轰轰烈烈的方式来收场，同样充满妥协与无奈。年雷恩*事法庭的再审，仍然判决德雷福斯有罪，但以“情形可宥”为由，判处其十年监禁。德雷福斯原本不愿接受，因为这仍然意味着有罪，但最后鉴于形势，只能无奈接受。随后，法国议会还通过大赦法案，赦免与此案相关的所有不法行为——*方栽赃陷害的行为也在此列，这意味着不分是非对错“一风吹”，以尽快翻过这一页，缓和社会分裂。
更加令人惋惜的是，在德雷福斯无奈接受重申结果、并接受总统特赦之后，这一阵营的分裂也无可挽回，饶勒斯、克里孟梭等人因此与德雷福斯本人“割席”。为全案盖棺定论的判决在年姗姗来迟，事实上也是温吞水，它没有明确宣布德雷福斯“无罪”，仅仅宣布撤销此前*事法庭的一系列判决。年左拉灵柩移入先贤祠时，德雷福斯被极右分子枪击受伤，而在依然甚嚣尘上的反犹氛围中，凶手竟被法庭释放。
总之，德雷福斯案是场苦涩的剧目，即便尘埃落定，也并不意味着“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历史的当事人被命运之手无情操弄，所谓的同仇敌忾，其实充满纷争；所谓的沉冤昭雪，其实颇多缺憾。但纵然如此，它的深远意义却无法否认。它以个人受难、国家撕裂、家庭反目为代价，换来的是夯实了制度和人性的底线，从此，公民个体有了大声疾呼“我控诉”的勇气，而*队、教会和国家，则失去了不论行善作恶都被顶礼膜拜的正当性。
永不落幕，直至今日
德雷福斯事件的意义，在于它不是一个孤立的偶然事件，而是嵌入在法国革命之后的种种纷争之中。正因如此，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都可以找到它的影子。莱昂·布鲁姆在年代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之际回顾德雷福斯事件，试图把同胞从麻木和懦弱中唤醒。即便在年之后，我们也不难发现，许多原本认为“现代”乃至“后现代”的反常现象，其实都有各自脉络。如迈克尔·伯恩斯在《法国与德雷福斯事件》中所言：这出戏剧有许多幕、无数个中场休息，但永不落幕。
——新兴媒体。在21世纪初期似乎已经走入绝境的纸媒，回溯到多年前，却仍是方兴未艾的“新媒体”。报纸形式古已有之，彼时却经历了一个爆炸式发展时期。年法国新闻法案解除了许多管制措施，识字率的提高和印刷术的改良，深刻地改变了媒体行业，全法各类报纸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公共舆论场域。据称当时流行的《小日报》（LePetitJournal）每日印量超过万份。在这种背景下，言论空间前所未有地自由，但自由言论却未必负责，事实上，《自由言论报》（LaLibreParole）正是当年对德雷福斯派攻击最卖力、最恶*的民族主义报刊。
——信息茧房。如今社交媒体时代所谓“回音壁”和“同温层”效应，其实在当时已现端倪。如当年另一幅著名漫画所示，不同群体读者各自追捧不同立场的报纸：父亲读右翼反德雷福斯的《不妥协者》（LIntransigeant），母亲读德雷福斯派的《震旦报》，儿子则读无*府主义的《自由派》（LeLibertaire）。所不同的是，在纸媒时代，物理空间仍然相通，读者彼此之间仍然可知对方在读什么，如果愿意的话，相反观点也并不难获得。而在社交媒体时代，在虚拟空间的算法加持之下，用户对不同圈子愈发没有兴趣，也越来越难以理解“异己者”的思维模式。
——观念极化。漫画家Carand’Ache针对德雷福斯事件的著名作品——《家庭晚宴》，其实不仅仅是当时社会氛围的写照，同时也是后世一切争议性话题的预言。在一场人数众多的家庭晚宴上，当话题尚未涉及德雷福斯案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而一旦话题转移到德雷福斯案，晚宴立刻变为战场，家庭成员恶语相向、大打出手。在20世纪乃至21世纪的许多焦点性事件及人物（如特朗普）身上，这种撕裂画面也一再上演。
《我控诉》剧照。
——另类事实。虽然在德雷福斯事件中并不存在这一概念，但其精髓也已经呼之欲出。当真正的叛国者被发现之后，法国总参谋部拒绝承认事实，在他们看来，和一个小人物的清白相比，*队的声誉是更大的事实，而犹太人的不可靠，也同样是不可否认的。即便德雷福斯无辜，那又如何？更有甚者，为了坐实他的“罪证”，总参谋部不惜事后伪造证据，企图把他钉在耻辱柱上不得翻身，这一幕让人联想到此前大热的英剧《真相捕捉》中，警方以公共安全之名，伪造嫌疑分子的犯罪“证据”，籍此消除隐患。某种程度上说，这和法国总参谋部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可以认定*队荣誉或者国家安全是更高价值的话。
——极右思潮。年代以来，法国经历了一波犹太人移居浪潮，从而在原有社会主流人群中引发了担忧和敌视情绪。年，《自由言论报》创办者、极右派媒体人德吕蒙（EdouardDrumont）发表《犹太法国》（LaFrancejuive），声称犹太人将逐步控制法国（所谓“罗斯柴尔德家族阴谋”当时就已经风行一时）。多年之后，反犹主义已经大大得到抑制，成为“*治不正确”的一个主要部分，但全球化时代导致的敌视情绪依然涌动，除少数停留在反犹主义之外，大部分转移到穆斯林为主体的北非移民身上。而当代法国的极右思潮，也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德吕蒙、莫拉斯等当年反德雷福斯派的衣钵。由此而言，在移民危机冲击下的法国极右声浪，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当年这场事件的遥远回声。
——知识分子。德雷福斯事件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知识分子”（Intellecutal）的诞生。最初这一概念被巴雷斯（MauriceBarrès）等反德雷福斯派作为武器攻击论敌，但克里孟梭则顺势借用，从正面意义上为其所用。可以说，以这场战斗为参照系来看，所谓“知识分子”概念，其实从一开始就是介入的、有立场的、公共性的。在词源发生意义上，后世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其实近乎同义反复，或者说，在经历百年浮沉之后（尤其在中国），复归到它的概念原点。
结语
德雷福斯是不幸的，在反犹思潮盛行的年代里，他成为嫉妒和颟顸的牺牲品；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又是幸运的，因为经历过磨难、处在席卷全国的暴风眼当中，他始终对本国的司法制度抱有信心，这和大革命以来犹太人得到“解放”、被接纳进入法国社会主流的感恩心态有极大关系。最终，虽然付出惨重代价，这个制度最终没有完全辜负他。但在随后的两甲子风云中，不是每一个类似境遇的殉道者都能持守这份信念，无论中外。一旦对制度的信念崩塌，无论对于个人还是民族，可能都会酿成无可挽回的悲剧。
德雷福斯事件的余波，历经百年而不息（直到年密特朗*府为德雷福斯塑像，陆*仍然以该塑像象征*队的分裂和羞辱为由拒绝接受），但公论已经自在人心。一个群体、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这本身令人遗憾，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却也难以避免；而真正悲剧性的一面，是在意识到错误之后，仍然以民族大义为幌子，将所有人拖入漩涡之中。伟大的胜利，其实可以由不完美的个人合力完成；而以国家利益和团体荣誉下注的，却可能正挡在历史车轮的行进路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