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死病主要是腺鼠疫，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灾难之一。从14世纪开始直到19世纪早期，黑死病都是肆虐欧洲的传染病主角。据历史学家赫克估计，欧洲全部人口的大约四分之一，即至少两千五百万人死于黑死病。此外，黑死病还造成了道德、宗教以及*治方面的瓦解。进入20世纪之后，欧洲没有再发生腺鼠疫流行性疫情。那么，这种曾经肆虐欧洲的传染病，后来为什么式微了？关于这个流行病学中无法解开的谜团，美国传染病研究权威汉斯辛瑟尔在自己的著名作品《老鼠、虱子和历史：一部全新的人类命运史》中进行了详实的分析，澎湃新闻经授权刊载。
表现中世纪黑死病的绘画作品传染病并不是静态存在的
传染病并不是静态存在的，它是根据寄生生物和被入侵物种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决定的，而这种变化关系必将导致临床和流行病学表现的变化。
当一种传染病感染了拥挤地区的几乎所有人口时，对病*不太敏感的人会偶然存活下来。经过几代人的更替，寄生生物与宿主之间的关系逐渐发生了变化。感染的饱和度越高，这种现象就越明显。这种变化最简单的证明是，当一种传染病首次被引入土著居民的聚居区时，也就是在整个群体都极易受到感染时，传染病的传播速度之快和*性之大。年，在斐济国王和王子访问了位于新南威尔士州的悉尼之后，麻疹被首次引入了斐济群岛，在这个大约只有十五万人的国家造成了四万人的死亡。另一个例子是，西班牙征服者纳瓦埃斯船上的一名黑奴将危险的天花病*首次引入墨西哥印第安人地区，造成了一片凄惨之象。此外，黑人、因纽特人、美洲印第安人在与白人的接触中，惨遭肺结核病*的蹂躏。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即使在拥挤不堪、感染饱和的群体之中，疾病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也会发生同样的变化。大约自年以后，西欧、英格兰以及美国的猩红热发病率明显降低。与之相应地，在发病率和死亡率方面，麻疹和白喉也出现了同样的趋势，而上述变化的发生，远在现代防控措施产生任何明显的作用之前。就白喉的例子而言，自19世纪90年代末以来，现代细菌学方法对白喉的控制最为有效，但这种方法干涉了白喉正常的进化进程。于是，我们开始观察到欧洲中部再度出现越来越多的极具*性和致命性的白喉病例，这可能并非偶然。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成功地控制一种流行病，可能会影响虽然更为残酷，却更为长久有效的疾病进化进程，即大自然逐渐使一个群体具有免疫能力的过程。
席卷欧洲的黑死病
在证明“传染病并不是静态存在的”这个论点上，黑死病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毫无疑问，在14世纪以前，欧洲暴发过多种可怕的瘟疫，但据我们所知，在黑死病暴发之前的几个世纪里，这些瘟疫都没有传播到欧洲中部和北部地区。对传染病的抵抗力是一种后天习得的特征，并非遗传所得，除非从进化的意义上说，对传染病抵抗力强的人选择性地生存了下来。这种通过自然选择而增强的抵抗力并不明显，除非感染能不受任何干扰、持续数个世纪地发生，且大多数的受感染者都幸存下来。因此，席卷欧洲的黑死病面对的是不堪一击的人群，他们惨遭该疾病的蹂躏。当黑死病首次横扫欧洲大陆时，由于缺少受害者，黑死病不过是强弩之末，只能在局部地区兴风作浪，伺机再起。年、年和年，黑死病再次卷土重来。这些连续性的灾难持续了三十四年的时间。黑死病的暴发情形让我们明白，当一种传染病在感染饱和的人群中再次暴发时，它将变得越来越不具有致命性。当然，我们没有完整的数据做支撑，但查林德维纳瑞奥留下的记录颇具指导意义。年，欧洲三分之二的人口感染了黑死病，最后几乎所有的受感染者都死了；年，一半的人口受到感染，有极少数的一部分人幸存下来；年，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口受到感染，同时，患者的存活率也得到大幅提升；年，只有二十分之一的人口受到感染，而最后几乎所有的人都逃过了劫难。如果这种疾病继续暴发直至如今，并感染大部分的新生代人口，那么它可能会逐渐变成一种地方性的传染病，导致的死亡率也会相对较低。正如我们所知，在整个15世纪，黑死病在欧洲都有暴发，但其所影响的范围越来越小，其致命性较之以往也大大减弱。后来黑死病逐渐消失，直到年到年间，它再次暴发并发展为最后一次在欧洲全面流行的传染病。
17世纪后的黑死病再次爆发
年，土耳其暴发了黑死病，该疾病首先传播到了希腊海岸和希腊群岛，接着又迅速向西扩散，同时也向东传播，但速度较为缓慢。年，黑死病在阿姆斯特丹登陆，在这个总人口不到二十万的地方造成了一万人的死亡。次年，它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致使当地约二万四千人死亡。之后该疾病又传到了布鲁塞尔和法兰德斯，最后登陆伦敦。年12月的第一个星期，两名法国人死在伦敦德鲁里巷的一间房子里。此后的六个星期里，再没有其他的病例发生。年2月20日，新出现一个病例；此后直到4月，一切风平浪静。到了5月中旬，这场流行病全面暴发。对此，英国*治家佩皮斯进行了如下描述：
年6月7日，我看到德鲁里巷两三座房子的门上都画着红色的十字架，还写着“吾主慈悲为怀”几个大字。这种令人悲伤的景象萦绕在我的脑海里久久不能消散，所以我不得不去买一些卷烟，想通过闻烟叶和嚼烟叶来驱走这种不快之感。
当查理国王庆祝大败荷兰舰队的胜利时，他看到越来越多的居民在墙壁上画上那令人感到害怕的红色十字架，于是不得已将宫廷移到了城外。三分之二的居民逃离了伦敦，将这种疾病带到了泰晤士河沿岸的其他城市，并最终将这种疾病传遍了整个英格兰。
黑死病在法兰德斯持续了几年，接着传播到了德意志西北部的威斯特法利亚，然后沿着莱茵河扩散到了诺曼底、瑞士，并于年登陆奥地利。在17世纪剩余的时间里，该疾病持续肆虐，直到18世纪的到来。在匈牙利、西里西亚、普鲁士、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该疾病都以局部流行病的形式暴发。年，在德意志的勃兰登堡，共有二十一万五千人死于该疾病；在奥地利有三十万人死亡。年至年，另一波黑死病从法国港口城市马赛扩散到了东南部的普罗旺斯。此后，在18世纪的下半叶，该疾病的攻势虽然仍不容小觑，但其暴发呈现出局部性的趋势。尽管如此，它却逐渐向东蔓延。于是，在年到年间，俄国和巴尔干地区暴发的大规模流行病没有向西传播。在年以前，俄国和高加索地区继续遭受着疫情的破坏，但是自这一年之后，俄国就再也没有暴发重大流行性鼠疫。在整个被称为西方世界的地方，也再也没有大规模暴发过该类疫情。
鼠疫悄然退出欧洲：流行病学中的谜团
这种流行性鼠疫悄然退出欧洲，在流行病学中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团。在这期间，该疾病一次又一次地传入欧洲和美洲各地，却再也没有表现出任何以流行病形式传播的趋势。年，的里雅斯特（Trieste）、格拉斯哥（Glasgow）、马赛以及那不勒斯出现了个案病例——在大多数的病例中，疫情都与来自疫源地的轮船上承载的乘客和水手有关。类似小规模的感染，在很多南美洲港口都有发生。年，澳大利亚的悉尼出现鼠疫感染的情况，极大地增加了鼠疫传播的神秘性。这年1月，一名码头工人死于鼠疫；2月14日，人们在码头上发现已经死亡的老鼠；2月15日，另一名码头工人在与老鼠接触之后，染上鼠疫而死；2月26日，又一名码头工人死亡；在之后的几周里，港口附近一家旅馆的老板被发现染上了鼠疫；到了6月末，悉尼郊区有个别病例出现。同年4月，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墨尔本，病例以个案和分散的形式出现。港口城市阿德莱德（Adelaide）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城区和郊区均发现了染病的老鼠，但至此尚未暴发流行性疫情。年，鼠疫传播到纽约，但没有造成大量的死亡。同年，旧金山的华人中出现该疾病的身影。在加利福尼亚的各个地区，个别病例均以分散的形式出现，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末尾。年，旧金山的二十四名华人感染了鼠疫，其中十三人死亡。奥克兰（Oakland）和伯克利（Berkeley）也出现了个别病例。英格兰的港口城市和欧洲中部较大的城市，也时不时地出现一些鼠疫感染病例。年，人们还在欧洲的一座重要首府发现了染上鼠疫的老鼠。尽管如此，欧洲并未发生流行性疫情。
我们若要对这种现象做出解释，第一个进入脑海的答案，是欧洲的人口对鼠疫病*已经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抵抗力。而对于居住在印度或其他东方世界疫情中心的欧洲人来说，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此外，我们不能将发生这样的变化，归功于消灭鼠害所取得的成功。至于跳蚤，即便是对于没有在9月这个跳蚤横行的季节去过欧洲中部和南部的人来说，他们也深知跳蚤在欧洲是何其泛滥。当把上述情况都考虑在内之后，我们仍然没有找到鼠疫从西方国家消失的合理解释。于是我们推测，尽管病*的传染性在减弱，老鼠的数量有所减少以及它们被病*感染的可能性有所减小，都是不争的事实，但流行病本身的进化，需要很多因素的微妙调整。值得庆幸的是，在20世纪的西欧和美洲，鼠疫本身的进化最终没能成功发生。最为合理的线索，在于人类对老鼠的驯化。鼠疫在人类中流行之前，通常会先在老鼠中广泛传播。在文明国度，房屋建设、食品储藏以及地窖建设等逐步发展起来，于是老鼠不再像过去那样在城市和乡村之间迁徙。之所以有很多人能够幸免于难，直接原因就在于老鼠得到了进一步的驯化。由于老鼠们在家里生活得很惬意，鼠疫疫源地就会局限于个别家庭和聚居地。
《老鼠、虱子和历史：一部全新的人类命运史》，汉斯辛瑟尔/著谢桥、康睿超/译，重庆出版社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