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最辉煌的时刻，才配写入历史。那些最惨痛的记忆，将成为史诗万世传唱。
“八百孤军血战四行仓库”的事迹，是中国抗战史上最震动人心的一幕之一。从10月27日孤军奉令留守闸北开始，到10月30日接到命令撤入租界，四天惨烈的战斗，让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成为了举世瞩目的焦点。
在之后长达八年的抗战中，只要提到“孤军精神”、“八百壮士”，就足以让人血脉贲张，斗志昂然。它俨然成为了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的爱国精神的象征。直到今天，这段英勇的历史已经成为了一段珍贵的国家记忆。
根据这段历史改编的电影《八佰》已于昨日（8月21日）公映，引爆票房热潮。但本专题并没有使用“八佰”这个热门数字，而是使用经过历史学者严谨考证出的四行孤军真实的人数“四百二十”。
这是四百二十条鲜活的生命。即使今天的我们，与他们已经相隔83年的时光。但如果他们脱下军装，你会发现这些后世敬仰的英雄，与我们并无不同。他们也有暴躁的脾气、有年轻人的躁动，他们也会背地里说长官的坏话，会因敌人逼近而恐惧得瑟瑟发抖。
但就在那四天中，他们每个人都迸发出人类身上最英勇无畏的品格。他们清楚强敌围攻之下，再坚固的工事也难以坚持长久；他们也明知自己是孤军奋战，永远不会有援军来解救他们。当他们接受命令的那一刻，死亡就是注定的结局。
但正是他们，在那四天里，以自己的勇敢坚毅，扛起了这个国家抗战到底的希望和决心。尽管在今天看来，这场战斗在整个抗战史上，可谓微乎其微，但它的影响，却超越了那些以千万为计量单位的重大会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它让人相信，人类身上总有些事物是如此的神圣不可亵渎。哪怕这亵渎的诬妄之辞，打着“质疑”“求真”的旗号。
历史并非容不下神话，但诬妄之辞，终将随风而逝。唯有真实的历史所构建的神话，才能成为史诗，流传千古。
年8月22日《新京报书评周刊》
四百廿
历史与神话中的四行孤军
撰文
李夏恩
烟柱腾空而起，与低垂的乌云相接，连成一片厚重的烟墙，在残垣断壁间蜿蜒，所经之处，炽烈的火焰贪婪地吞噬着一切，将深秋十月的瑟瑟寒风化作灼人的热浪。但灰白的余烬，却如凛冬的雪花一样，带着余温，缓缓落在这片焦黑色的大地上。宽阔的街道变成了坑坑洼洼的小径，小径则被瓦砾掩埋，成了高低不平的山丘，摇摇欲圮的建筑物不时落下碎石残砖，绝望地为这片废墟添砖加瓦。
战后的闸北，只剩一片残垣断壁。
这就是张秋明眼前所见的一切。他是一名普通士兵，隶属于88师团一营二连，在过去的七十多天里，他亲眼目睹闸北，这片上海华界繁华喧嚷的所在，如何在频繁的轰炸和激烈的巷战中化为废墟。在战事最严酷的两周里，平均每天有超过两百枚炸弹倾泻在这片土地上。在这片死亡的杀戮场上，他身边的同袍弟兄像麦秆一样被整片收割，几乎每五名士兵中就有两人会牺牲。
张秋明能安然活到现在，可以说一半是靠运气。放眼四周，那些熟悉的身影已经长眠沙场，而新的面孔，他尚未曾熟悉，就已阴阳两隔。
当兵
推上战场的普通人
张秋明可以算得上是营队里的一名老兵了。但仅仅两个多月前，他还不过是上海的一个平凡铜匠，唯一和士兵这个职业沾边的地方，就是他曾在汉阳兵工厂做过修理枪械的工作。他当兵的经历也颇为偶然，作为一名靠双手吃饭的手艺人，他不必像那些贫民将“当兵吃粮”当成谋生出路。
“他妈的，上战场去！”
这个念头，在“八一三”事变爆发前开战风声日紧时，也曾在张秋明的脑海里转悠过，但却没有付诸实践。直到8月11日那天，他正在路上走，突然被军队拉了壮丁，硬拖去扛麻袋。张秋明“没有休息的接连一天半，只吃了一顿饭”，没拿到一分工钱，却吃了不少棍子，“我后来实在做不动了，木棍子抽得我一条条多粗的痕，我怨透了，我的脾气使我受不下去，才决心报仇”。
于是，在8月12日下午两点钟，他趁机逃跑，直奔88师的征兵处，自愿投军。
88师原本是战前中国最精锐的4个德械师之一。在留存至今的照片中，可以看到这支威武之师头戴德式钢盔，身穿挺括制服，手持枪械的勃勃雄姿。但张秋明的加入，多少打破了这一威武雄壮的表象。这样一个毫无战斗经验的毛头小兵，仅凭能操弄几下儿轻机枪，就“很够资格”顺利入伍。可以推想这支精锐之师，在临战前紧急征召了多少张秋明这样的新人，简单地训练后，就将他们投入激烈的杀戮战场，用脆弱的肉身闪避密集的炮弹来获得经验值。
许多人被无情地淘汰。经过两个多月的激战，最初投入战场的老兵已经寥寥无几。“原先的军官和士兵骨干现在只剩下两三成”，在10月26日向第三战区副司令顾祝同的汇报中，88师的参谋长张柏亭表示“本师已经先后补充了六次，目前老兵只有十分之二三”。他将这一情形比作沏茶，老兵是茶叶，而新兵是开水：“初沏时味道很浓，但经过六次冲开水，冲一次淡一次，越冲越淡”。
一名88师的老兵，正在悠闲地抽着香烟。
88师战斗力的急剧退化，一名友军士兵形容这些增补的新兵们连打仗时匍匐前进都不懂得，还大声嘲笑这种“趴着打仗”是“藏头缩尾，有点儿怕死”，而自己则是挺胸抬头“站立着打”。尽管站立打仗看上去确实英勇无畏，但冲锋上阵，“敌人枪炮声，他们的哀嚎声，不幸地已谱上了交响曲”。士兵的军容，自然也不复从前一般挺括威武。《字林西报》的记者罗德兹·法默近距离采访了一群88师的士兵后写道：
“他们看起来似乎弱不禁风，一些人背着油纸伞；有一名士兵竟然带着一只金丝雀。很多士兵走路手牵手。滑稽的是，这些身形瘦弱、衣衫褴褛的男孩儿们，都是中国的英雄。”
焦友三就是这些增补进来“中国英雄”之一，他来自于湖北通城一个名叫羊镇的小村镇，是湖北省保安队的一名队员。保安队并非正式的军事组织，而是地方维持治安组建的部队，类似于乡村警察和民兵组织的综合体。
作家汪曾祺在《大淖记事》中描述的保安队可谓典型，他们就像一群集合起来的散兵游勇，多半在形同虚设的训练、无聊的擦枪和赌博中虚掷光阴，偶尔和当地小股土匪的干仗就算军事实践。
这些保安队员被简单地集合、整编，就在乡亲们的欢送声中登上用树枝伪装车头的火车，经过七天七夜的舟车劳顿，抵达上海。焦友三被补进一营第三连，他很快发现在这个营里，湖北人占了十分之八的人数。与他一起的通城老乡则占到了其中的百分之六七十，共有一百五十多人。而他的同乡樊城则注意到，在他们抵达之前，这支部队牺牲惨重，“每连一般只剩下了五、六个人，最多也不过七、八个人”。
战事的惨烈可想而知，他们自然也能意识到自己即将面对的是何等残酷的战况。简单地训练后，这些新兵旋即被投入闸北战场，接受死亡的试炼。他们每人拿到了一支中正步枪，三百发子弹，两箱手榴弹。寥寥无几的战斗经验就是“敌人冲锋时，隔远就用步枪射击，离近就扔手榴弹”。
一名典型的中国士兵形象，胸前的弹药袋里放着两枚手榴弹。
勇气和信念，多少弥补了训练、经验和战术上的不足。10月18日，88师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突袭，在大炮和迫击炮的轰炸掩护下，轻装上阵的士兵们沿着火车北站大街急速行军，在日军尚在惊愕无定之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四川北路的一段，切断了日军的补给链。但短短五天后，情势逆转。日军进行了猛烈的反扑，占据空中绝对优势的日本战机对中方阵地进行轮番轰炸，许多士兵来不及还击就粉身碎骨，或是被炮弹气浪掀起的地皮砸进土里。
10月26日，在日军强大的压制性火力和精良的装甲部队的攻势下，大场陷落，随即陷入一片火海。苏州河以北的军事压力几乎全部压到了闸北守军身上。日军对闸北实行大规模空袭。一名中国记者站在公共租界通往闸北的新垃圾桥上向北张望，他看到凌晨五点开始，日军就派出四五十架飞机进行狂轰滥炸，直到下午五点半空袭才告一段落，“敌人引起的火焰高数丈，整个都在红光的围绕中”。
溃败已经无可避免，对中方来说，唯一合理的方案就只有尽量保证有序地撤退，保存有生力量。24日晚，中国军队的总撤退以一种近乎悄无声息的方式进行。前方以激战作为掩护来保证大部队的撤退得以隐秘而有序地进行，大批士兵和辎重车马不断转移。10月26日晚，几乎全部军队都撤出了苏州河以北的阵地。令人费解的是，日军几乎没有觉察到中国军队大规模转移的迹象，在对闸北进行了一番狂轰滥炸后，他们没有乘胜追击，而是正忙着在废墟上插满太阳旗。
张秋明这样的88师的老兵和焦友三这样增补不久的新兵，如果不出意外，也会跟随大部队一起撤离，转移阵地。至少这天晚上10时，他们所在的第一营得到的命令是：
“大场已失守，我们部队今晚有转移新阵地的消息，各营可马上命令各连准备妥当，在原阵地待命，工具器具弹药等，一概不准遗失”。
但仅仅一个小时后，他们的命运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命令
小人物的命运与大人物的算计
两枚炮弹呼啸着从正面飞来，杨瑞符敏锐地卧倒在地，闪身躲过炸弹，但爆炸震起的尘土和弥漫的烟火却险些让他窒息。四周枪炮声愈加紧张，他鼓起勇气，冒着弹片冲到位于上海北站的团部大楼。
35岁的杨瑞符，是88师团第一营的营长。如果现存的照片可做参考，那么他看起来更像是个戴着金边眼镜、温文尔雅的书生模样。但事实上，他已是久经战场、经验丰富的老兵。自19岁入伍以来，从吴佩孚的军队一路辗转，北伐战争中转投国民革命军麾下，直到淞沪会战前不久才晋升为营长。
杨瑞符像
一个小时前，他刚奉令前往团部接受部队当晚转移新阵地的命令。这条命令让杨瑞符内心“好像失了一种宝贵的东西一样，形容不出地苦痛着”。回到营部，他拨通给团长韩宪元的电话，诉说自己对撤退命令的不满。他列举自开战以来的两个月里，我军成功击退了敌人以大量炮火进行的四次总攻，他反问道：“今天，我军虽有伤亡，可是还有许多巩固工事和实力，难道就这样白白地把我们的大场丢掉吗？”
团长以“战略上的关系”为由，拒绝了他坚守阵地的请求。杨瑞符只得无奈答道：“好吧！”
但一个小时后，他冒着枪林弹雨再次前往团部，看到的却是一副紧张而奇怪的场面：“我见到团长敬礼毕，两目注视团长很久，可是团长一言不发，观其神色，私有欲言而难言的苦衷”。二十分钟后，团附谢晋元从师部回来，同样神情紧张地将一张小纸条交到他的手中——谜底终于揭晓，纸条上写的是88师师长孙元良下令团第一营死守闸北的命令。
对杨瑞符和团的军官来说，这道命令突如其来。但它却并非临时起意，而是一番思虑权衡后得出的结果。10月26日上午，第88师师部接到了战区副司令官顾祝同的来电。顾在电话中征询师长孙元良的意见，有意将88师留置在闸北地区，分散据守，相机展开游击战。孙元良却认为此举是在无意义地浪费兵力。他深知88师早非战前精良的德械师，而是由保安队和新兵拼凑起来的队伍。在他的备受非议的回忆录《亿万光年中的一瞬》中，他写道自己当时直截了当拒绝了顾祝同的征询：
“我不同意。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死一人，敌人也死一人，甚至我们死十人，敌人死一人，我就愿意留在闸北，死守上海。最可虑的是，我们孤立在这里，于激战之后，干部伤亡了，联络隔绝了，在组织解体，粮弹不继，混乱而无指挥的状态下，被敌军任意屠杀，那才不值，更不光荣啊！第八十八师的士气固然很高，并且表现了坚守闸北两个多月的战绩，但我们也经过了五次的补充啊！新兵虽然一样忠勇爱国，但训练时间较短，缺乏各自为战的技能——这是实际情况，所以我不能同意。”
如果孙元良的回忆可靠，他的反对确实无可辩驳。将一群缺乏训练的新兵拆散送上装备精良的敌军盘踞的阵地，无异于集体送死。他特意派出参谋长张柏亭面见顾祝同进行详细的说明。前往司令部的路上，张柏亭看到三五成群从大场阵地溃散的伤兵正在仓皇逃散，敌机不断在空中盘旋扫射。在经过了反复的停车躲避后，张柏亭终于抵达司令部。他首先向顾祝同报告了沿途所见的溃散情形，打算以此触动顾祝同改变让88师留守闸北的想法。但顾祝同却告诉他，这并非他个人意见，而是来自最高指挥官委员长蒋介石的指示。顾祝同解释说，国际联盟十一月初要在日内瓦开会，会中接受我国控诉，将讨论如何制止日军侵略行为。所以蒋介石有意让88师留守继续作战：
“寸土必争，要敌人付出血的代价；并相机游击，尽量争取时间，唤起友邦同情。”
张柏亭在多年后对他与顾祝同这场谈话的回忆，很容易让读者产生一种印象，认定留守闸北作战的88师将士浴血奋战的目的，不过是一场用来取悦西方列强，博取“友邦同情”的“表演战”，并且进一步得出结论，认定军方高层就是牺牲将士血肉媚外求和。
毕竟，“国际联盟”以软弱无能著称于世，这种无能还有众多先例，两年前，当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时，尽管国联做出制裁决定，但根本未能践行。更早的四年前，当国联委派的李顿调查团赴东北对日本炮制的伪满洲国进行调查，尽管调查后做出了谴责日本的声明，但日本的反应是直接退出国联。
如今，自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已侵占华北，上海及苏嘉地区也岌岌可危。国联除了开会和发表一些看似不疼不痒的声明外，似乎更是一无是处。卢沟桥事变爆发后，7月14日，驻英大使郭泰祺奉命向英国政府提出向国联申诉的问题，但遭到英法两国的共同婉拒。直到淞沪会战爆发初期，外交家顾维钧奔走游说，但各国首脑仍然只是口头声称同情中国抗战事业，但“谁也不能单独地采取任何行动”。
然而，淞沪会战爆发一个月后，9月13日开幕的国联第十八届大会，却宣布将中国申诉纳入大会议程。顾维钧作为中国首席代表在会上发言要求国际社会援助中国抵抗日本侵略。16日，大会决定将中国的申诉提交远东顾问委员会进行调查。28日，国联大会通过决议，谴责日本飞机滥炸无辜。
10月6日，国联大会通过决议：“对中国表示道义上的支持，并建议国联各成员国不得采取任何足以削弱中国抵抗力量和增加它在当前这场冲突中困难的行动。建议各成员国应考虑通过何种途径分别给中国的援助。”并建议尽速召开会议进行进一步探讨。同一天，美国正式宣布日本为侵略国，破坏了《九国公约》和《洛迦诺非战公约》。
为何国际社会的态度会发生如此转变？答案就在淞沪会战的爆发。
棋子
通往四行仓库的国际抉择
“我感到没脸见人，中国将成为笑柄。”
顾维钧感到孤立无援。7月29日，在得知北平陷落的消息后，这位一向巧舌如簧的外交家在各国政要面前处处碰壁。法国驻英大使科尔宾对他的拜访冷面以对，英国首相艾登在下院的报告宣称日本有权在华北任何地点驻军，而当前的危机并非日本人挑起的。美国大使蒲立德对中国表面予以同情却虚与委蛇。美国的态度，直到淞沪会战的两天前，还是“小心翼翼，缄口不言”。
现代战争最令人无奈的一点是，就是只有镜头下的战争才是真正的战争。对国际社会来说，中国纵然领土辽阔，但它的国家形象却浓缩在北平、上海这样的国际都会中。只有在那里发生战争，才足以引起国际社会的瞩目。但七月爆发的平津战役，中国军队的仓皇落败让国际社会认为，中国作为失败的命运已经无可避免，没有人会冒险把赌注押在注定失败的一方。
但战事在上海的爆发，让世界看到了一个屡挫屡战、百折不挠的中国形象，尽管付出的代价巨大，但中国军人却寸土必争，视死如归。这种顽强的信念和九月几场及时的胜利，给了国际社会以信心，让他们相信中国有最终获胜的潜能。国际势利的天平也逐渐偏向正义的一方。
年淞沪会战中，中国外交阵容。从上至下，从右至左：外交部长王宠惠、出席九国公约首席代表顾维钧、驻英大使郭泰祺、驻比大使钱泰、驻美大使王正廷、驻苏大使蒋廷黻（中）。
但前面提到的国联做出的这些决议和声明，毕竟只是口惠而非实至。作为当时中国最高军事统帅的蒋介石深知这一点。10月24日，准备在11月初参加国际会议的顾维钧等人，得到蒋介石发来训令，其中明确指出：
“依照目前形势，会议无成功希望，此层我方必须认识清楚”。
但认清失败并非没有需要达到的目的：“我方应付会议之目的在使各国于会议失败后对日采取制裁方法。”这一点，在次日召开的国防最高会议上做出的决议，进行了更细致的说明：
“（一）维持运动各参加国政府及社会加紧对日一致之经济压迫，即积极地抵制日货，消极地不以财力物力帮助日本，务使国联谴责日本之决议事实化。（二）向参加各大国请求战费借款及军械贷款，尽量予以满足之条件，关于运输事项，尤须随时予以中国以最大之便利，务使国联不减少中国抵抗力，并帮助中国之决议具体化。”
决议的后一条尤为重要，几乎可以说是关系到中国抗战的未来走向。根据抗战史学者霍安治的研究，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武器装备可以说是最大的短板。尽管中国从年开始就制定了建设国防工业的计划，投入巨资购买武器设备，建立工厂。但纵然如此，按照计划，工厂预计也只能在年前完工。
然而年爆发的战争，猝然打断了这一进程。抗战爆发之初，中国就陷入武器短缺危机。年8月1日，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向蒋介石提出紧急报告，国内现存弹药只能支撑三个月时间。而与此同时，目睹中国平津战事溃败的欧美各国军火商，却纷纷推掉了中国紧急发来的武器订单。害怕他们因接下中国军购订单而开罪日本。欧美各国对中国进行事实上的武器禁运。
更雪上加霜的状况发生在北平沦陷的次日。7月30日，顾维钧拜会法属印度支那总督瓦伦纳，询问他如果中日开战，日本封锁中国港口，法国是否允许中国自由使用印度支那海岸以进口武器。日本对中国各海港的轰炸和封锁，让这一问题变得迫在眉睫。但瓦伦纳却拒绝了顾维钧的请求，他表示如果允许中国武器和军用物资过境，可能使法日发生很大纠纷。不仅如此，法国甚至“倾向于不让中国使用印度支那海岸线”。
国内强敌凭陵，国外友邦袖手，中国孤立无援。但在上海战场上，中国军队的英勇表现，提振了欧美各国的信心。10月6日，国联大会通过各国应考虑对中国进行援助的支援。两天后，顾维钧启程前往巴黎，会见法国领导人，商谈中国物资通过印度支那过境运输的问题。
随着淞沪会战的战事扩大，法国的态度正在软化，但仍然摇摆不定。10月19日，在与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莱热的谈判中，顾维钧几乎说服了莱热打消日本报复的顾虑。但莱热在谈话的最后表示，他希望可以等到10月30日之后在召开的国际会议，如果与会各国都同意对援助中国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那么法国也愿意重新考虑军备物资在印度支那的过境问题。
但就在此时，10月26日大场之战的猝然溃败，让中国在战事中陡然处于劣势。国际社会势利的天平再次摇摆。中国亟须一场战役在国际社会眼前挽回名誉，提振信心。以便在即将召开的国际会议上有足够的底气达成获得外援和战备支持的目标。
当顾祝同提到“唤起友邦同情”这个理由时，张柏亭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委员长的训示是政略目的”，而非作战时的战略考虑。因此，只要能起到吸引中外视听的政治宣传目的，那么“不必要硬性地规定兵力，也不必要拘泥何种方式，尽可授权担当部队，斟酌战场实际状况，来作适切的措置。”
虽然张柏亭与顾祝同经过商议后，决定只留下一个团的兵力进行据守，但孙元良在一番踱步之后，感到一团兵力未免让他自己失之过多，因此更缩减为一个加强营——团第一营。由中校团附谢晋元、少校团附上官志标和少校营长杨瑞符率领，肩负起这个艰巨的任务。
对接到命令的杨瑞符和谢晋元来说，他们自然未必知道命令背后隐藏的权衡博弈。国际社会的势利与算计，中国政府寻求外援的迫切和努力，以及渴盼一场胜利来坚定信心的中国民众的殷切期望。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确实是棋子，是国际舞台上表演的提线傀儡，是大人物用以实现目的的工具。无论这目的有多崇高，多重要，但他们就是作为工具的棋子。
谢晋元像
但有一点毫无疑问，在全军撤退的情况下，唯一留守坚据的他们，是援军永远不会出现的孤军。孤军对战强敌，最可能的命运就是全军覆没。接到命令的那一刻，死亡就已经把镰刀横在了每一名士兵的脖颈前，随时等待收割他们的性命。
这一点他们的内心必然洞若观火——他们很清楚自己即将面对的是什么。当团长韩宪元将命令交到杨瑞符手里时，他表示非常难过，他深知这是道送死的命令。但杨瑞符却表现得很激昂：“请团长放心，我誓以最后一滴血，为中华民族争人格。”话未完，团长迅速地走过来握住他的手说：“好！你在这地和敌人作最后一拼吧！”
没有抱怨、没有愤怒、没有懊丧，只是平静，甚至兴奋地接受了这一孤立无援的赴死重任。当中国民众真诚希望的目光，倾注到他们同样真诚赴死的身体里时，他们便不再是棋子，不再是傀儡，也不是工具，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着独立意识的鲜活的人。这固然是对命令的服从，但也是出于个人意志的抉择。当谢晋元对士兵们喊道：
“谁愿意死守的举手。”
张秋明看到许多同志都热烈地举起手来，“我也把手举得高高的”。
年10月27日零时二十分，这四百二十名士兵，将走向那个注定会将历史浇筑成神话的宿命之地——四行仓库。
死守
“八百壮士”的诞生
火蛇狂舞，扭动着灼热的身体，气焰汹汹地包围着这些年轻的中国士兵。浓烟裹着劈啪作响的火星，在四面徘徊，伺机突袭。10月27日上午7点，占领了几乎全部闸北的日军，开始有目的地四下纵火。截至中午，一道6公里长的烟墙拔地而起。数千条火蛇在风的助势下四处游走，寻找着一切可以吞噬的易燃物。它们当然也相中了这些年轻的躯体，尤其是在枪弹的伴奏下，显得更为咄咄逼人。
这是张秋明在这场战斗中与死亡的首次零距离接触。他和几名同袍正在外围执行掩护任务，负责掩护所有的士兵都赶到四行仓库。但却遭遇了突如其来的烈焰攻势。“我们像稻子似的裹在中间，眼见得立刻要死了”。
就在走投无路的绝境之中，张秋明和他的同袍们决心勇敢直面狂暴的命运，死里求生。而生机竟然藏在与死亡最切近的地方——一座正在被烈火吞噬的木行里。手艺人的出身让他意识到，越是易燃的场所就越会安放灭火设施。“我在火烧得最旺的木行里寻出七八架灭火机，自己背了两架，一路浇过去。”
在灭火自救的一片忙乱中，张秋明和他的同袍们终于等来了这道迟到的命令——本应负责传令的传令兵已经受伤挂彩——连长不得不亲自传达命令，让他们这些负责外围掩护的士兵们退到四行仓库去。
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
四行仓库自年落成以来，就是上海最坚固的钢筋水泥建筑之一。长久以来，它被误认为出自天才的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的设计，但事实上，这座简洁庞大的仓库出自苏格兰通和洋行之手。作为四大银行的仓库，在设计兴建时，它就完全考虑了坚固和实用两大特点。占地超过平方米，内部空间巨大，共有五层，是方圆0.53英亩内最高的建筑之一。虽然它当初的选址完全是出于商业、交通和地价三大考虑，而特意选在了上海交通枢纽北站附近，苏州河畔，与公共租界只是一座新垃圾桥之遥。但却阴错阳差地在战时成为占尽地利的防御工事。负责修筑工事的杨瑞符看到这座仓库颇感兴奋：
“这座仓库，真是一个‘天然堡垒’，储存了几千万包粮食，第一、二、三层都是小麦杂粮之类，四层与五层是牛皮与丝茧，都是很有用处。一层至三层，我们作了三天就完全告成。将每个窗户门口封闭了，南墙边的麻包，推挤了五公尺厚，北边各门口，筑有十几公尺厚，是从地板到屋顶。第四层因为材料不够，并为引诱敌人多多消耗弹药，实际我们无人住在第四层，第五层工事昨天已经完成，这层工事非常好，比敌人侵占的交通银行仓库高得多，我们完全可以控制敌人，敌人对我们没有办法。”
杨瑞符没有提到的一点是，这座“天然堡垒”除了交通便利之外，它还毗邻一个巨大的易燃危险品：大英自来火房巨大的煤气储存槽。如果日军对四行仓库贸然进行炮击，万一误中煤气储存槽引起爆炸，势必会震动河对岸的公共租界，引来西方列强的国际交涉。即使出于投鼠忌器的考虑，日军在进攻四行仓库时也不得不畏首畏尾，不敢轻举妄动。这种以绑架公共租界为挡箭牌的措施，虽然看似狡黠，但却在防守中起到必不可少的重要作用。但守卫仓库的孤军不至担心重炮攻击。临近租界的位置，也让日本战机不敢轻易投弹，以免误中河对岸的租界和巨大的煤气储存槽。
日军绘制的《四行仓库进击图》，见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整理的战报《支那事变上海战迹案内骨子》
“天然堡垒”外墙坚固，占尽地利，解决了中国守军面临两个最大危险。但时不我待。就在仓库第一层工事赶筑之时，清晨八点十分，在外侦察的警戒部队报告敌人已占领原先团部所在的北站大楼，并且插上了太阳旗。三个小时后，第一批敌人逼近四行仓库。他们手持太阳旗，气势汹汹，似乎对这些孤守仓库的中国士兵轻蔑小觑，但他们的高傲旋即遭遇在外围阵地守兵的迎头痛击。杨瑞符声称他们旗开得胜，击毙了五名敌军，其他则落荒而逃。
一个小时后，日军再度集结部队，卷土重来。这一次他们吸取了轻敌的教训，倍加小心。记者罗德兹·法默在河对岸安全的租界里，与数千名闻风而来的中国人一起欣赏这场隔河相望的激战。他看到这群日本兵缓慢而小心翼翼地在碎石瓦砾中匍匐前行，从一个掩体爬向另一个掩体，40多米的距离花了他们50分钟。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隐蔽在暗处的中国守军一直